夜读佚文心潮涌 罗光成
九月十二日，接读昨日未尽之《何其芳佚文三篇》（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7年第8期）。本期还有研究鲁迅、刘慈欣、刘心武的。之前已挑读了《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这是因为对刘慈欣，犹如对莫言，我是颇读了他们一些作品，并有一些个人感受，希望有一些别人的评价，与我的感受互为观照比较的。文中论及刘慈欣时提出：“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他的笔下少有‘微纪元’这样让人‘心旷神怡’的图景，更多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从冰河期的到来，到太阳异动、近距离超行星爆发等太空灾难，都有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而人类醉心于个体幸福的追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刘慈欣游心天地、纵横宇宙的叙事和描写”“是对弱小者的悲悯和同情，以及对人类整体的呈现与思考”。这样的提法与表述，与我的感受颇为贴切，应是较为客观公正有高度的剖析。
再说《何其芳佚文三篇》。
“三篇”是指《关于<国仇>》《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我一年来的生活》，分别原载1938年5月5日《战时戏剧》第一卷第5期、1938年6月3日《雷雨》周刊第1期、1938年7月7日《战时学生旬刊》第5、6期合刊，署名皆用“何其芳”，发现者是河北师大文学院宫立先生。“三篇”以公开发表计，距今已是八十年！八十年，世易时移，社会结构风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价值评判标准、人们心目中追寻的目标，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所有该变的都在变，衰竭与新生，成为不以任何人，也不以人类自我意志为转移的时空规则和宇宙主题。而就是在这样八十年的过去，何其芳的这三篇佚文，却从八十年尘埃的背后穿行而出，仿佛纳米材料与生俱来的自净功能，纤尘不染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又仿佛一位长者或朋友，在我们耳边或急或徐或偶使点小性子地娓娓，竟没有了什么时空的距离。这是文字的力量，甚或也可以说是何其芳文学思想的力量。
三篇佚文，有一个鲜明的人物个性烙印其中，这就是何其芳的率真与包容，如《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开头就说“听说你们把我的名字列入《雷雨周刊》的特约撰稿人中，我没有想到你们在创刊号中就要我写点什么。就是要我也打算不写的。因为假若你们希望我对于你们的刊物能够有点儿帮助，首先得让我看一看你们的刊物呀。然而，尽管我无法想象你们的尚未出现的刊物像什么，尽管付印时间很迫近而我又忙，你们却坚执着要我写，坚执到我只有承诺到礼拜天直接给你们寄点儿什么去”“这使我失信了。现在已经是礼拜天晚八点了。”
你看你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拉进了尚未出现的无法想象的《雷雨周刊》特约撰稿人之列，也没想到在创刊号上就要写点什么，并且态度坚决到“就是要我也打算不写的”。然而，当“你们却坚执着要我写”，“我”也“只有承诺到礼拜天直接给你们寄点儿什么去”了。——多么大的态度的转弯！岂止如此，居然还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这使我失信了。现在已经是礼拜天晚八点了。”
这不是率真宽容又是什么？从人的率真宽容，到文章呈现出的率真和宽容；反之，从文章的率真和宽容，感知人的率真与宽容。何其芳的人与文，完全是相映、贴合和一致的。
让我感兴趣并有些惊讶的是，八十年过去的文章，指出的问题，不仅今天依然存在，而且是有些更甚了。在《关于<国仇>》中，何其芳首先直言不讳“来谈与戏剧有关的事物这在我是第一次。因为对于戏剧，我是一个千重门外的门外汉。”“然而《国仇》的作者星辉君却把他的原稿拿来我看”时，何其芳却还是给提了三点“非常简陋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指出，“比如剧情进行的中间，那汉奸的母亲说出一大篇近乎演讲的话，而且有些语句是与她的知识上的身份不大合适的。”读到这里，这篇注明写于1938年“四月十七日夜”的不足千字的短文，仿佛就是昨夜写的，仿佛就是讲现在的戏剧、电影，乃至某些所谓有胆识的文艺创作的。这种为了预设主题的凸显而生拉硬拽的公式表达，这种急功近利附会牵强的创作态度，时至今日，实在是比比皆是，多了去了。
佚文中泛出的国民态度，今日读之，依然揪心。看来，时间的流水，原来是很难带走国民性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的。如《我一年来的生活》，写自己在“七七事变”前十多天从山东半岛到了北平，又在失陷后的北平过了十来天，“平津交通恢复了，才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再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汉口，回到我的家乡，万县”，再到一个师范学校教书这一年来的生活。“比如有一位同学吧，他愤慨着万县救亡工作的沉寂，写了一篇文章，他拿去给一位先生看，那位先生劝他不要发表，他说，‘你说人家不做，你自己就先做一点什么吧’。于是那位同学，就借故请假到乡下去工作。但当他回校的时候，我亲身听见另一位先生说，‘他有点儿神经病’”。八十年前，面对外族的入侵，民族的危难，有人警醒，有人沉寂；有人挺身，有人躲闪。不仅如此，那些敏感于天下的变局，毅然将责任承揽在肩头的时代感应者，在善于观风、虑于己利、莫问国事、明哲保身的群体眼里，却往往被归至为都是“有点儿神经病”的之类了。
常说开卷有益，是不错的。《何其芳佚文三篇》，关照出这八十年，变化的只是物质世界，无甚变化的是人的本性或本质。其实又何止八十年呢？人类千年万年，人性中自我、私心、攀比、贪心，又何尝有过多少改变呢？！君子总是少于小人，庸碌总是多于英雄，先觉者总要付出代价，观风者大多坐享其成。这是八十年的历史图解，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图解。
《何其芳佚文三篇》，让我坚定，并仿佛找到了写作的又一条出路。一切皆可入文，作文可写一切。写什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写得自然，写得真实，写得自由，写得真诚，写得有意义，文字就有了活力，文章就有了灵魂。何其芳写文章不为功利，而只为一种“坏脾气”。明明知道写杂文没有什么巧可讨，可是在“我偏要谈”的坏脾气之下，面对诸如“你不要这样浪费你的精力，还是做一点什么学问吧”“写得太多就滥了”的“好意的批评”，总是脾性不改，“继续地写着杂文”。何其芳不是不知道，“前一种说法大概是劝我做候补学者，……理由呢，据说抗战之后那种学问还是有用的。其实……何必说抗战之后呢，就是目前抗战之中莎士比亚或者庄子之类不是照样很有用吗？不过，没有办法，这一类高尚的事业我甘心让与那些幸福的人去从事。”“假若我在纸上写些黑字对人还也有一点益处的话，我是甘心多写，拼命地多写，以至于多到不值一文钱，我还是要写的。我从来就非常唾弃文士们因为认识几个字，会写几句文章便以奇货自居。与其做那种人，我还不如去做洗衣匠，洗衣匠可以把脏的衣服洗白，而那种人都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心胸，自有一种小我之外的国家视角和民族功利，当然也毫无疑问远远高于在国家民族遭受危难之际，那些依然寻思着怎样的学问更加对自己有用，如何借“物以稀为贵”的方式炒作自我价值影响的“莫问国是”的真假文士。也正因此，这三篇佚文，才在满目的文著中引起了我的兴趣，并诱发了我表达的冲动。少年时代，好像在课本里读过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或是《生活是多么宽广》，对何其芳本人，几无更多背景性了解。《何其芳佚文三篇》，不仅清晰地体现出何其芳朴实平易的文字，表现出何其芳真诚宽容的人品，更让人看到一个以笔为武器的热血战士！这样的文字，这样的笔意，昨日，当下，乃至久远的未来，自然有代代传人，把它研读，与它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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