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大同”思想的现代意义

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孔子儒学遭到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儒家的礼教思想被与封建专制捆绑在一起，遭到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所载孔子“大同”思想，为各种社会进步思想共同推崇。从维新派到革命派，都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视为最高社会理想。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传统宗法形态的儒学向现代社会儒学的转变。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此作了创造性诠释，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向，对我们今天思考儒学的现代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熊十力是辛亥老兵，在他的心目中，科学、民主这些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既然这些价值在熊十力那里是正确的，而他又要依托六经进行他的理论创设，以弘扬孔子之学。且五四运动后，儒家就普遍被认为提倡礼教，维护等级尊卑、三纲五常，不关心自然事物，没有科学精神等等，与新时代的风潮格格不入。那么，如何处理民主科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熊十力独具慧眼，开始利用他独有的思想方法，重新诠释六经，得出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提倡革命、民主的结论；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六经文本多有维护礼教的言论，是汉代诸儒篡改六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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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认为孔子思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孔子五十岁之前，这时他还没有学习《易经》，尚未知晓天命。这个时候孔子遵奉古代的礼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时期。这个阶段孔子希望能够得到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推行王道，所以他支持宗法礼教，主张尊卑分明。这期间跟随他的弟子后来成为一派，熊十力以“大同、小康”来划分，称这一派为小康学派。

第二阶段是孔子五十学《易》之后，熊十力说孔子思想有了变化，这个变化在孔子四十岁左右开始有了苗头，到了五十岁学《易》之后，臻于大成，这个思想就是革命、民主的思想。举《论语》为例，有一个公山不狃，是鲁国季氏的家臣，他占据费邑这个地方企图叛变季氏，于是他希望孔子前来协助，孔子曾经想去那里协助。同样，晋国佛肸叛变他的主君，孔子也曾想前往帮助叛者。在熊十力看来，这是孔子放弃他早年借君行道理想的证据。后来返回鲁国，借鉴古代文献作新经来指导后世，孔子晚年所作的六经所提倡的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熊十力将归宗孔子晚年六经之学的弟子统称为大道学派，也就是大同学派。将儒学分疏为大同儒学与小康儒学，熊十力不仅像以前的今文学派那样，经过疑经辨经，分疏出孔子所作的真经，而且找到了儒学与现代价值——如科学和民主的契合之处，从而让儒学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分疏孔子真经是熊十力经学的基础和前导工作。六经中遍布了谴责乱臣贼子、维护君臣恩义、提倡等级礼教的词句，在主张平等、自由的熊十力看来，这些词句会被视为封建专制思想，这是经学遭受抨击、甚至会被遗弃的原因。事实上，在熊十力大同思想初步形成的20世纪40年代，经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在成建制的大学中消失了，即使熊十力的高徒唐君毅、牟宗三等也不是经学的专门研究者，而经学又是儒学义理、制度的核心来源，发扬儒家的思想不能不对经书中的思想作一判断。面对经书的“封建”遗产，熊十力将之直接判断为孔子的早年思想，或者是汉代的“奴儒”篡改。这虽然不无武断之嫌，却有效地将经学中的专制、礼教因子剔除，发挥了经学中革命、平等、和平及天下为公的思想，改变了儒学陈腐的形象。这样，熊十力就可以利用他所认为的孔子真经来建构大同理想国。这个大同理想国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也反映了现代人类的追求，既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也与现代思想方向相合。

熊十力试图通过对六经的重新阐释，希望能够发现孔子的真义，指导国家的发展方向，重建立国之道，求得立国立人的精神。他建构自己哲学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就是《易》《春秋》《周官》三部大经以及提出了大同理想的《礼记·礼运》一篇，由这些经典，他搭建起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和政治哲学，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事业。而熊十力理论指向的实践结果就是希望实现国家的富强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最后达到世界大同。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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