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却永别

□刘炜评

李希凡先生去世了，享年91岁。突闻噩讯，心情既难过又复杂。

当代研习中国文学的人，很少不知道李希凡先生的。治学勤奋加上时代的因缘际会，使得李先生不仅以新中国最重要的红学家之一为世瞩目，还在鲁迅研究、《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传》研究、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姿态活跃。我上大学时，曾比较认真地拜读过李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等著作，感受了这位多栖学者思维方式、价值立场、治学路数的诸多方面。

李先生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以此为主要的方法论和“批判的武器”对古今诸多文艺现象发表见解，社会影响广泛。其人其文引发一些大大小小的争议，也是很自然的事。

由“小人物”而名满天下，从大红大紫而潮起潮落，李先生人生的历程和气象，远比一般学者丰富多彩。

有机会拜会李先生，是因为业师张华教授今年的北京之行。二位先生既是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届本科同窗，又毕业后同赴北京读研究生——李先生在人大，张先生在北大。去年一次师生小聚会上，张先生感慨道：“我的老同学们，健在者越来越少了。希凡是老大哥，已经90高龄，好几年不见面，我想去看望他，但我也老迈了，你们得有人陪我出行。”弟子们纷纷表态：“您点名，我们都愿意侍从。”

张先生的心愿，今年五一假期间实现了。陪行者是周燕芬和我。李先生的厅堂，在北京算是比较宽敞的，大小布置显得简朴而有品位。王雪涛、冯其庸、韩美林等名家的画作，衬托着主人的生活情调。李先生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谈吐一派大家气度。因为跌过跤，行动不甚方便，但气色看上去挺好。

那天上午，两位先生开心叙旧，谈笑风生，还不时互相调侃。谈及几十年前的往事，细节历历栩栩。说到当代陕西大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品，李先生依然重申他的一些迄今坚持的观点。当先生一字不差说出柳青三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并笑曰“柳青固然厉害得很，但并不长于塑造农村女性形象”时，举座无不十分惊讶，因为我们都只能记得《创业史》里的徐改霞。

两位先生第二次会谈，是李先生做东、为张先生既接风又送行的饭店里。张先生拿出了李先生1951年赠他的一本1933年版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扉页上写有热诚寄语。两位老人由这本书又追忆起了“齐鲁旧事”，抚今而追昔，感慨流年不居，让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赠者和受赠者青春年代的意气风发。临别时，李先生说：“我们约定吧，在有生之年，每两年见面一次。你年轻，得你来。”张先生笑道：“当然是我来看你喽！”周燕芬和我被他们的情谊所感动，表示“只要二老愿意，我们依然扈从张老师”。没想到才时隔数月，李先生驾鹤不返，这个约定不能实现了。

想写先生，迟迟未敢动笔，因为先生是一个大体量的存在，我对先生了解、理解太有限，没有能力为之摹形传神。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自己作为后学对李先生学术研究个性的粗浅印象。

李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始于少年时代为姐夫赵纪彬先生抄写稿件开始。赵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革命家、史学家、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其治学的“道”与“法”，对于李先生有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这个基本的事实，尚待后学具体研究。从山大中文系到人大哲学系进德修业的六年，是李先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方法的系统建构和完成时期。得助于这方面比较扎实的奠基，李先生的理论思维能力远在同时代内地的中青年学者之上。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李先生学术立论的站位，比较扣合时代主流意识。仅以其《红楼梦》研究而言，冯其庸先生的评价称得上客观允当：“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应该说，《红楼梦》研究成为新的面貌，就是从李希凡他们的文章开始的。”

但我更关注和钦佩的，是李先生有着极好的文学感觉。“文学感觉”是我的班主任张孝评教授口头偶尔使用的一个概念，意谓文学阅读者和研究者细微感知作品质相——情致、滋味、境界、修辞、风格等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一半来自天赐禀赋，另一半来自阅读深度广度。李先生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突出，学术界是公认的。究其突出原因，不唯在于“三观”、理论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有力洞照，还在于文学感觉的活跃与灵敏。李先生天资聪颖，艺术悟性良好，山大读书时又很广泛地阅读过中外文学经典，对于明清小说、鲁迅作品和俄苏文学作品更为熟稔。可以说，艺术会心力高于常人和其文学视野宽阔，是李先生研读和评骘文学作品的智力、阅历优势。有关《红楼梦》的读解，最能显示其艺术感受的灵心慧眼，尤其晚年著作《红楼梦的艺术世界》（1997年）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2017年）等，持论与证说更为剀切和熨帖。当我们拜读《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作）时，更多看到了一个注重揭示作品“时代精神内蕴”、主要以立论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李先生；而当我们拜读其晚年红学著作时，更多看到了一个深度钻探艺术文本、以阐幽发微彰显其良好文学感觉的李先生。先生亦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己“也算没有白读中文系”，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点。

曹丕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信矣哉斯言。李希凡先生不在了，金庸先生也不在了。15年前的金秋时节，我也有幸拜见过后者一面。他们都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以文章与社会交换能量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其学术的和文学的遗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资源的一束；其弘毅进取的人格风貌，感召着后来者有气有节做人、有守有为做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结束。

先生们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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