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何砥砺人心 □ 陈华文
长期以来，作家这个群体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作家不仅创作文学作品，还通过作品的思想、观念影响芸芸众生。可是近年来，伴随着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尤其是网络进入生活后，作家和作品似乎被冷落了、边缘化了。另外，作家作为文人的代表，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无论如何，作家“以文化人、以文养人”的责任不会改变。作家该如何面对新的时代？又该如何进行写作？面对这些问题，作家熊召政都有着自己的思考。读《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文化讲演录》，我们能获得诸多启迪。
文学不能忽略自然生态
《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文化讲演录》一书共分为三辑，共由19篇演讲稿组成。第一辑主要讲文人，第二辑讲对文化、生命等问题的感悟，第三辑以楚文化为主题，讲地区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差异性。书名中的贵族精神，并非物质生活的大富大贵，而是说作为文人的作家们，精神和灵魂要高贵、人要有脊梁骨，不应该被世俗的名利诱惑，更不能与恶俗为伍。
熊召政认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充满爱心，二是心存敬畏。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度向自然界索取资源，迟早会遭到自然的报复。遏制人类的贪欲，重建诗意生活才有可能。而对于诗意生活，他讲道：“诗意生活对应的不是物欲横流，也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诗意生活的价值主张，古人早就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这一理念在历代并没有真正贯穿在人们的行动中。越是接近现当代，生态环境破坏就愈发严重。对此，熊召政深表遗憾。在当代作家中，除了熊召政关注人与自然的主题，山东作家张炜也是自然主义的倡导者。在他们的各自的作品、演说中，都有直接的表达。
做有担当精神的读书人
读书人，似乎泛指有文化的人，然而细想一下，“读书人”这三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再往深处想，这三个字似乎特别模糊。这本演讲集中，熊召政在题为《中国读书人》的演讲中，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他眼里，一生只读专业书的人，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读书的真正快乐，在于读闲书、读杂书。专业书养志，闲杂书养心。在忙碌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能每天读闲书和杂书？读书不是一种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快感。要是对读书人简单地进行分类，他觉得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分子的代称，另一种则是有读书爱好的人。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把读书人比喻为渔翁，因为渔翁充满智慧，并且平淡、悠闲、飘逸、超然。所以在古人的诗文或者画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渔翁的形象若隐若现，其实这是一种隐喻。可是在熊召政看来，即便是作为渔翁的读书人，应该分成三种：“一种是积极历史的，一种是积极塑造自己人品的，还有一种就是看门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的人。”为了论证其观点，熊召政旁征博引，列举大量历史人物进行论说。其实无论哪种读书人，都应该肩负其各自的社会责任，毕竟“桃花源”只是一种美好的虚构。对此，笔者高度赞同，当前有的读书人，想甩开社会之责，过安逸的小日子。没有担当精神的读书人，脊梁骨必然不是直的。
对于读书这件事，不得不承认人的智商和经历不同，对书本内容和思想的领悟有高低深浅之分。熊召政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就不见得比读书人低，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没有读过很多书，同样有谋略、有远见。笔者认为，这类人天赋极高，可也只是少数，对于多数人而言，多读书、读好书，是通向智慧之门的必经之地。熊召政坦露，从年轻时代起，自己没有哪一天是不读书的，他喜欢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读书，读书成为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同吃饭、睡觉同等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几本书对自己影响深远，熊召政也不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就是楚辞、唐诗、宋词、《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猎人笔记》。这些书很多人也读过，但并非所有人读出了其中的奥义。
优秀的作家要能写会说
作家该以怎样的态度写作？这直接关乎作品的品质和成色，这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文学话题。在熊召政看来，写作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他在题为《作家的责任》的演讲中，进行了庄重的阐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全民热爱文学的年代，作家是全社会的焦点人物，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在亿万群众中广泛传播。对此，他很怀念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他看来，作家不能总是留恋过去，要立足当下，紧跟时代、紧贴生活。这个时代，有人觉得严肃的文学离人们渐行渐远，到底是时代疏远了文学，还是文学疏远了时代？他提醒作家们：文学其实永远驻扎在人们的心中，不是人们不爱文学，而是文学没有真正砥砺人心。当然，紧跟时代，也并不是非得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历史作品同样也有时代性。
熊召政以写历史小说被人所知晓，历史小说并非简单虚构曲折的故事，而是要以史实为基础，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思维进行谋篇布局。他在题为《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见解。在他眼里，若要写好历史小说，首先要做一个历史学者，还要做到三点：一是史实，二是史鉴，三是史胆。史实容易理解，他为了写好《张居正》第二卷开头涉及到的北京白云观，他不仅看遍相关所有史料，还坐火车去北京实地“按图索骥”。所谓史鉴，就是以史为鉴，历史小说家的情怀就在于深切地关注当下，通过历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现，给今天的人们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空间。而史胆，是一个作家必须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依附权贵。笔者认为，历史小说中，作家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感情用事地塑造人物形象。当然，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一直都争论不休，目前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全靠作家自己来把握。
有人认为，作家发声的最好方式就是写出好作品，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但是作为有影响力的作家，除了会写、能写，还要会“说”，以演说的方式，直接表达对文学、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或许更能砥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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