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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以何砥砺人心 □ 陈华文

安庆晚报 2018-11-01 09:48 大字

长期以来,作家这个群体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作家不仅创作文学作品,还通过作品的思想、观念影响芸芸众生。可是近年来,伴随着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尤其是网络进入生活后,作家和作品似乎被冷落了、边缘化了。另外,作家作为文人的代表,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无论如何,作家“以文化人、以文养人”的责任不会改变。作家该如何面对新的时代?又该如何进行写作?面对这些问题,作家熊召政都有着自己的思考。读《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文化讲演录》,我们能获得诸多启迪。

文学不能忽略自然生态

《文人的贵族精神:熊召政文化讲演录》一书共分为三辑,共由19篇演讲稿组成。第一辑主要讲文人,第二辑讲对文化、生命等问题的感悟,第三辑以楚文化为主题,讲地区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差异性。书名中的贵族精神,并非物质生活的大富大贵,而是说作为文人的作家们,精神和灵魂要高贵、人要有脊梁骨,不应该被世俗的名利诱惑,更不能与恶俗为伍。

熊召政认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充满爱心,二是心存敬畏。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度向自然界索取资源,迟早会遭到自然的报复。遏制人类的贪欲,重建诗意生活才有可能。而对于诗意生活,他讲道:“诗意生活对应的不是物欲横流,也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诗意生活的价值主张,古人早就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这一理念在历代并没有真正贯穿在人们的行动中。越是接近现当代,生态环境破坏就愈发严重。对此,熊召政深表遗憾。在当代作家中,除了熊召政关注人与自然的主题,山东作家张炜也是自然主义的倡导者。在他们的各自的作品、演说中,都有直接的表达。

做有担当精神的读书人

读书人,似乎泛指有文化的人,然而细想一下,“读书人”这三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再往深处想,这三个字似乎特别模糊。这本演讲集中,熊召政在题为《中国读书人》的演讲中,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他眼里,一生只读专业书的人,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读书的真正快乐,在于读闲书、读杂书。专业书养志,闲杂书养心。在忙碌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能每天读闲书和杂书?读书不是一种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快感。要是对读书人简单地进行分类,他觉得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分子的代称,另一种则是有读书爱好的人。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把读书人比喻为渔翁,因为渔翁充满智慧,并且平淡、悠闲、飘逸、超然。所以在古人的诗文或者画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渔翁的形象若隐若现,其实这是一种隐喻。可是在熊召政看来,即便是作为渔翁的读书人,应该分成三种:“一种是积极历史的,一种是积极塑造自己人品的,还有一种就是看门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的人。”为了论证其观点,熊召政旁征博引,列举大量历史人物进行论说。其实无论哪种读书人,都应该肩负其各自的社会责任,毕竟“桃花源”只是一种美好的虚构。对此,笔者高度赞同,当前有的读书人,想甩开社会之责,过安逸的小日子。没有担当精神的读书人,脊梁骨必然不是直的。

对于读书这件事,不得不承认人的智商和经历不同,对书本内容和思想的领悟有高低深浅之分。熊召政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就不见得比读书人低,历史上很多帝王将相,没有读过很多书,同样有谋略、有远见。笔者认为,这类人天赋极高,可也只是少数,对于多数人而言,多读书、读好书,是通向智慧之门的必经之地。熊召政坦露,从年轻时代起,自己没有哪一天是不读书的,他喜欢在下雨、下雪的天气里读书,读书成为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同吃饭、睡觉同等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几本书对自己影响深远,熊召政也不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就是楚辞、唐诗、宋词、《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猎人笔记》。这些书很多人也读过,但并非所有人读出了其中的奥义。

优秀的作家要能写会说

作家该以怎样的态度写作?这直接关乎作品的品质和成色,这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文学话题。在熊召政看来,写作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他在题为《作家的责任》的演讲中,进行了庄重的阐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全民热爱文学的年代,作家是全社会的焦点人物,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在亿万群众中广泛传播。对此,他很怀念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他看来,作家不能总是留恋过去,要立足当下,紧跟时代、紧贴生活。这个时代,有人觉得严肃的文学离人们渐行渐远,到底是时代疏远了文学,还是文学疏远了时代?他提醒作家们:文学其实永远驻扎在人们的心中,不是人们不爱文学,而是文学没有真正砥砺人心。当然,紧跟时代,也并不是非得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历史作品同样也有时代性。

熊召政以写历史小说被人所知晓,历史小说并非简单虚构曲折的故事,而是要以史实为基础,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思维进行谋篇布局。他在题为《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见解。在他眼里,若要写好历史小说,首先要做一个历史学者,还要做到三点:一是史实,二是史鉴,三是史胆。史实容易理解,他为了写好《张居正》第二卷开头涉及到的北京白云观,他不仅看遍相关所有史料,还坐火车去北京实地“按图索骥”。所谓史鉴,就是以史为鉴,历史小说家的情怀就在于深切地关注当下,通过历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现,给今天的人们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空间。而史胆,是一个作家必须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依附权贵。笔者认为,历史小说中,作家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感情用事地塑造人物形象。当然,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一直都争论不休,目前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全靠作家自己来把握。

有人认为,作家发声的最好方式就是写出好作品,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但是作为有影响力的作家,除了会写、能写,还要会“说”,以演说的方式,直接表达对文学、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或许更能砥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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