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中国文化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10月13日，在第五届中国书院学会年会暨尼山圣源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陕西西安白鹿书院常务院长邢小利，作了《书院的民间位置和我们的追求》主题演讲。
邢小利认为，中国的文化教育，自古以来大致沿着两个渠道运行。一个是“官学”，一个是“私学”。“官学”是以朝廷的名义或以国家的名义兴办学校，为朝廷或国家、社会培养管理人才和建设人才。“私学”是有名望的个人、隐士、半官半隐的学者兴办的民间的思想交流、学术研讨、文化教育机构。“官学”与“私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而双水并流，时而此消彼长，因着时代变迁而峰回路转，或显或隐，或大或小。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官办、私立差不多各占一半，但总体来看，书院还是属于“私学”一脉，居于“民间位置”。
书院在晚清开始衰落
书院发源于唐。唐代的书院，还只是学者或天子、官员读书的地方。书院兴起于北宋，宋初八十年，国家不办学，于是属于私学的书院蓬勃发展。北宋政治开明，前任五个皇帝都立下誓言，不杀读书人。读书人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借助书院讲学，自由发表言论，表达他们对历史、社会和人的看法。于是，理学兴起，读书人的思想得以传播。
此后，如台湾学者张作锦所言，“在中国书院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首推朱熹。他19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科举考试，但他很快意识到教育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于是决心提倡一个不以科举为做学问中心的运动——创办书院。他认为，教育应免于政府的干涉，中举做官太功利、太庸俗，学者应该在书院中找到求学的理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也接受这个理念，认为学者必须摆脱流俗的学校教育，转向书院去追求真正的学问”。张作锦说，“书院运动产生了‘宋明理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书院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
书院在晚清开始衰落。1901年，光绪皇帝诏命“废科举，兴学校”的同时，书院也被废，变而为西式学校。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教授陈平原，也在反省书院之废。他说，“事实上，科举与书院并不是一回事，废除科举顺带废除书院，其实是当时资源之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但我们从1920年代起，也开始反省这一行为，比如胡适便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胡适的这个感慨见于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书院制史略》。这是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的一个同题演讲。
胡适在这个演讲中讲到“书院的精神”时说，“书院的精神第一是‘代表时代精神’。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代表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由此以观，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第二是‘讲学与议政’。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第三是‘自修与研究’，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
对于书院之废的反思，对于现代教育特别是“官学”弊端的思考，其实从书院被废之日起，一直就没有断过。
章太炎就认为，学术如果从私学开始，总比官学要好，自下而上要强于自上而下。他对教育制度的构想，基于他的平等、自然的观念。他认为，近代学会的设立看似民间行为，实际上与国家体制的关系极为紧密。章太炎反对这种学会受国家体制控制的关系，强调学会只能由民间设立。他对新式教育也有他的看法，认为现代教育制度仍受制于朝廷或国家，认定兴学校不但不能使学术日进，反而必定使学术日衰。章太炎注重私学，反对官学，承续的是明清之际书院制度的反叛性格，提倡“群流竞进，异说蜂起”，是非曲直，应该由学者自己选择，而无需由国家设定标准来裁判。
章太炎这些言论，在当年听起来可能与时代潮流不合，但这确实是章太炎比较了官学与私学、西式教育与中式教育，特别是书院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后的一种判断。平心而论，就普及教育和传播知识而言，官学与私学各有长短，但就学术发展的开拓和贡献，私学则比官学更多了一些优势，它是以学问和真理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学术之外的种种诱惑。
王国维当年就只肯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不肯出任大学教授。他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只带若干固定的研究生，类似书院的教育方式。王国维对学术的侵害也有深刻的体会和批评。
书院应该秉承“多元选择”观念
书院被废至今已有百年时间，但百年来，书院似乎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文化记忆。近年来，书院现象持续成为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据新闻报道，具有千年历史的书院正在华夏大地悄然“复活”。这其中有由梁漱溟、冯友兰等联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山东的万松浦书院等，另有恢复重建的历史书院，如贵州的贵山书院等。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宣布，将新设两所书院“晨兴书院”和“善衡书院”。澳门大学也宣布，将耗资一亿多元，在澳门大学新校区新建约十个书院。宁波市也表示，将重建曾在北宋时期据说与岳麓书院齐名的桃源书院。据报道，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规划“有系统的与欧美国家社区合作”，要在欧美国家设置“台湾书院”，开设哲学、文学、艺术等相关课程。
在今天，大家兴办书院的目的各有不同，追求也不同。北京七宝阁书院则是为从幼儿到小学到中学阶段的学生进行课外的“明人伦，厚亲情”的教育，类似古代的“蒙馆”教育，张岂之先生名之为“人的全面教育”中的课余“补充”教育。我这里秉持的还是“多元选择”观念。我们选择，我们也被选择，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最终还要被社会和历史选择。合理者存之，不合理者将被社会和历史淘汰。
台湾学者张作锦，对书院的功能和精神有这样的表述：“书院是启迪知识、涵养性灵的地方，不是仅仅教授汉语技能的塾馆”。他接着说书院在今天社会的作为，“所以，台湾书院没必要和孔子学院抗衡，也抗衡不了，我们的财力和人力能跟人家争吗？弘扬汉学，华人有责，殊途同归，功成不居，又有什么必要争呢？”张作锦接着谈到台湾书院给当代台湾社会可能而且应该发挥的功能和积极作用，“我们的大学教育毛病愈来愈多，道路愈走愈窄，有识之士已一再提出评论和建言，但看来是积重难返。书院或可补‘官学’之不足，让离开大学校门的人有机会再向名师学习，使他们的学问更精、思想更深、视野更广。这样一批批青年学者的出现，以‘汉学’代表的中华文化才有能力对人类整体文化有所增益”。
中国书院的存在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着不同于“官学”的民间位置，秉承了中国传统私学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在今天这个多极化的世界，由英国哲学史家以赛亚·柏林提出的关于文化与价值的“多元选择”观念，对我们很有启示。“多元选择”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方法。书院所应秉持的民间位置，以及所应讲求的学术独立和自由讲学，也是当代多元社会中的一个选择。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在此背景下，书院这种传统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逐渐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一些文化人和有心人开始创办书院。传统书院在近代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现代意识观照下的现代格局的书院又悄然兴起。这说明，书院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惦记，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当然也应该是思想交流和学术研究的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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