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的“有色眼镜”其实是周人发明的
□本报记者张九龙
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夷”“蛮”对应的是落后的蛮荒之族,因此不少人对“东夷文化”也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的。追古溯源,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东西南北四方,为什么没有北狄文化、南蛮文化而独有东夷文化?9月底在临沂举行的第六届东夷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东夷文化进行了解读。
提起东夷文化,许多人或许觉得遥远。毕竟,如果从北辛遗址算起,它离我们已经有八千年之遥,即使是“年轻”的岳石遗址,距今也有四千年。然而,东夷又离我们很近,东夷族主要活跃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太昊、少昊、舜等中华民族公认的祖先都是地地道道的东夷人,甚至连传说中的上古第一大反派蚩尤也是出自东夷。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从时间上看,东夷文化应从北辛文化算起,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发展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看,东夷人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山东境内。
对东夷文化的定位,山东地方史学界泰斗、山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安作璋教授直言:东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来自黄河中上游的‘西夏’族和来自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构成了华夏族的主要族源,太昊、少昊、舜、皋陶、伯益等东夷族领袖都曾担任早期华夏族的领袖,东夷族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城市、文字、冶铜技术乃至反映等级制度的礼仪设施,这些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是最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聚集形成。“因此可以说,龙山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点,而龙山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公众的认知中,“夷”“蛮”应当是落后的蛮荒之族才对。经过专家的解释才知道,“东夷”这个概念,其实有“两副面孔”。
“孔子长期生活在山东一带,但是《论语》中只有‘九夷’而无‘东夷’,而《孟子》中有舜‘东夷之人’的表述,据我理解,《孟子》里所说‘东夷’应该是指今豫东鲁西交界地区的古夷人。”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富祥看来,东夷的“有色眼镜”其实是周人发明的。《礼记》中的“东夷”,基本上是与“北秋”“西戎”“南蛮”对应的,后世习惯上将四者统称为“四夷”,是与“华夏”相呼应的概念。“这种概念出现较晚,西周以来逐渐形成,泛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族。这种概念以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为尊,刻意贬低了其他地方文化的地位。”现在研究东夷文化,要把这种少数族意义上的“东夷”与古老的渊源深厚的“东夷”区别开来,不能把东夷文化定位于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夷文化确实不一般。春秋时期东夷诸邦国主要位于鲁东南、鲁南、胶东半岛,还有一部分分布在鲁中南华夏诸邦国内。“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夷诸邦国在文化上与华夏邦国有所不同。例如,东夷诸邦国的贵族墓地位置远离都邑,并具有特殊的棺椁制度；墓中随葬有大小相同的铜鼎,并多有殉人、殉狗现象；铜器上有罕见铭文,且铜器、陶器的种类和器型都独具特色。”
事实上,东夷文化不仅没有大家想象中原始落后,反而内容丰富,在某些领域甚至独领风骚。近年来出土的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精美玉器,足以证明龙山文化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制玉的顶峰。在物质生活层面,炎帝神农烧山种植五谷,蚩尤以铜制兵器,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与大禹联合治水等,这些都是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有关的大事；在精神生活方面,《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可见舜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同书还有皋陶作“五刑”的记载。可以说,舜和皋陶率先提出了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的理念。
对这一观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孟祥才表示认同,中国从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其最简单最准确的表述,就是董仲舒概括的“德主刑辅”,即“德治”和“法制”优势互补、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最重要的开山之祖,就是五帝之一的虞舜,随后经周公、孔子等人的发展,最终在董仲舒那里定型,经汉武帝认可后,上升为国家意志。“在这个事关国家和社会当前与未来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上,虞舜的虑事之精、处置之当、创始之功、前瞻之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不仅如此,东夷文化更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安作璋教授指出,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吸收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鲁文化,即以周文化为主,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周朝的统治中心在西方,但随着齐、鲁两国的建立,山东地区成为东夷、“西夏”两大文明的交汇点,两种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最终孕育出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孔子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仁学来自于东夷的文化传统,礼学源出于“西夏”的灿烂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是虞夏商周四代经典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古代两大地域性文明——东夷文明和‘西夏’文明融合的产物。”
当然,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相互的,东夷人也在不断吸收华夏文化的营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夷与周王室经略东方的齐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楠发现,随着齐国疆域的扩大,大量东夷土著与齐人杂处,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影响,东夷人逐步接受了齐人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同时也为齐文化注入了东夷文化的特色。
1995年,济南长清仙人台遗址挖掘的邿国贵族墓地,共清理出六座年代由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的墓穴。“邿国是东夷族后裔,随葬礼器多为偶数组合等符合东夷传统礼俗,随葬有大量周式礼器、玉礼器、车马器等则符合周王朝礼制。”李楠由此判断,经过两周时期齐国对海岱地区东夷的征服,华夏与东夷文化逐步融合,至战国时,以齐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东方文化圈得以形成。秦统一六国后,齐地被列为郡县,夷夏诸民皆散为编户,华夷文化混而为一,融为一体,东夷文化的华夏化进程至此基本得以完成。
可见,齐鲁文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殷商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长期影响、渗透、交流、融合过程中,慢慢孕育而成。当然,作为齐鲁文化的来源,各种文化的地位、作用并不相同:周文化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尤其如此,从而保证齐鲁两国社会制度基本一致。而殷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处于次要地位,它们对民间礼俗、道德、习惯等产生的影响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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