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现在是中国古籍整理黄金时代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在历史长河之中，有不少古籍消失乃至湮没无闻，但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直到今天，能统计到的古籍仍有20多万种之多。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人口，用足够多的文化创造，我们抗住了毁灭，抗住了摧残，保存了我们中国古籍，中国文化才留下来。”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顾青说。
改革开放40年来，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年代。在“国风古籍节”之际，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于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原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
主题书展之外，10月13日下午，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原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为读者展开一场题为“新时代，“古籍出版”再出发”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分享会。
古籍整理有什么意义
在当今社会，古籍整理有什么意义？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做了形象解释：“很多古籍如果不整理，现在是读不懂的。”
线装书中大都为竖排，有很多繁体字甚至异体字，词汇用法与当今不同，也没有标点符号，必须要做解释、加标点，读起来才方便，“这些工作就是整理，要把古籍经过整理之后，才能被现代的人所用，这是一个常识。”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则提出，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都曾中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没有中断过的5000年的历史，“没有中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没有中断过。这个历史文献就是我们现在说古籍整理。”
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完成了中国古籍总目的初步整理工作，统计下来，有21万种古籍。“21万种，可以理解为21万个家庭，因为每个书都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史记》，我们就称它为一种，但《史记》有很多版本，这个家族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顾青解释，所谓21万种古籍，只是分类，完全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真正的古籍数量，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种。这还并不包括海外藏有的中国古籍。
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展示
如今的20余万种古籍中，据统计，民国时整理的大概有1万种，新中国到现在的69年来，整理了2万多种，3万多种古籍中，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基本典籍，但古籍整理却远未结束。“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认为是整理了基本的典籍，但是还有遗珠，所以还要不断的有东西来整理。” 高克勤说。
流传下来的古籍数量如此惊人，但古籍出版人常用的说法是“十不存一”，历史上先人创造的古籍，远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多得多。顾青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其实就是保护中华文脉，延续中华文化的抢救和传承的工作，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古籍整理的繁荣阶段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这个节点来纪念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因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这40年，是中国古籍整理真正的繁荣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古籍的整理就很重视，即使在“文革”期间，古籍整理工作都并未中断，《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文革”期间完成。
但中国古籍整理真正的繁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最近这40年，古籍整理没有被任何的政治运动打断，而且国家的支持每年不断增加，从事古籍出版和古籍整理的人员是越来越多，每年出版的量也越来越大。应该说目前的时代，是中国古籍整理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顾青说。
1979年成立的齐鲁书社是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第一家，之后，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才纷纷成立。
讲坛活动现场
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告诉读者，齐鲁书社成立最初的契机是，山东是孔孟之乡，在中国是传统文化最深厚的省份之一，山东出版人认为“应该有一个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把山东的传统文化做一做”。到1980年代，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成立。
凤凰出版社原来的名字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也是一个老牌地方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介绍，现在全国已经上马的地方大型文献编纂工作，省一级的就有十二三个，涉及到很大的地域性文化工程。湖南的《湖湘文库》、山东文献集成已经完成，湖北的《经储文库》、广东的《广州大典》、福建的《八闽文库》、山西的《 山西文化》、四川的《巴蜀全书》等在进行当中。
“很多地方古籍出版社的成立，一下子把整个全国古籍整理的工作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尽管这些出版社成立的时候，是以地方文化为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地方的文化也是全国的文化。” 宫晓卫介绍，在改革开放40年里，各地方古籍出版社把自己地域一块的内容做的有声有色，齐鲁书社就围绕儒家文化、兵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整理了大量典籍。
1986年，几家地方古籍出版社举行全国古籍出版社负责人的第一次座谈会，成为一个每年举行的惯例。
现在是古籍出版最好的时代
在南北两家老牌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全国诸多地方古籍出版社的努力下，古籍整理成绩斐然。
顾青介绍，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古籍整理的成绩，“第一，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基本典籍，都已经被整理了。有了整理本，这些古籍才得到很好的使用，甚至有很多学者去研究。第二，近几十年来，绝大部分的古代文献遗存被重新出版。此前这些古籍都收藏在收藏机构中，要看到很不容易，不但要去原馆，还要开证明信，有大量繁杂程序。第三，近10年来，各类大型专题文献和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全面展开。地方典籍影印出版、整理，对我们国家历史的揭示也很重要。第四，文献的深度整理，仅仅影印还不够，经过校勘、标点甚至注释，才能真正被大家使用。如今年轻的古籍从业者正在担负起这里重任，整理出版了大量古籍。”
未来，古籍出版该如何“再出发”？顾青认为，除了延续已有工作，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方向。中华书局目前已经推出了数字版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并有了很多用户。顾青同样提到，希望爱好传统古籍的读者可以参与到古籍整理的工作中来，“我们目前在推一个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经常发各种招募令，在线上请古籍爱好者能够参与我们的古籍校对、编辑、审稿的工作。”
中华书局目前在做《中华大藏经续编》的整理工作，有2亿多字的内容，出版社通过网络平台从全国招募了几千位爱好《大藏经》的读者，一起做整理工作，效果很好，“我们从这些工作过程中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社之外，有大量的高手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每个月能够完成的校对量和编辑量是成倍的增加。通过网络的平台，能够把全国爱好古籍的朋友都组织起来，一起来完成重大的项目，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高克勤则提出，目前中国的20余万种古籍，经过整理的仅仅3万余种，未经整理的古籍中，可能还有遗珠，该被进一步挖掘，加以整理。已经整理的部分，随着时代变迁、认识深化和资料发现，也该进一步升级，进行进一步的深度整理。
其次，如今随着考古工作进行，大量新材料出现，需要古籍工作者整理的学术材料有很多。20世纪学术发展与敦煌文献、甲骨文密不可分，如今马王堆等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古书，中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在整理。
随着这几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各地方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历史，如今上海就十分强调“江南文化”。高克勤认为，随着地方政府的重视，地方古籍整理也要出新，“如果说乡愁的话，不仅仅是土木结构，历史的文献也会唤起我们的记忆。这方面可能是未来古籍出版的几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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