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转换
☆牛凤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得以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凝心聚力作用,不断增强全民的文化自信,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内源性动力,已成学界共识。但是,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正面遭遇,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享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集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媒介传播生态,创新性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媒介融合的发展演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正向影响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教授提出。所谓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理解经历了从单一技术层面融合到多角度立体化融合的过程。新时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已变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围绕国家利益、特定群体以及个人用户的需求而进行的多点位、全方位、立体化融合。媒介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结构
媒介融合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融合,更包含传播理念的转换以及内容融合、文化融合等等,多个层面共同发挥作用,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结构的优化。在传播理念方面,传统媒体注重传播的完整性、准确性,新媒体则更为关注传播的快捷性、趣味性以及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媒介融合则能把这两种传播理念融合起来。在内容融合方面,传统媒体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阐释,为新媒体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整合提供第一手资料。新媒体的优势在于其趣味性、个性化传播,并借助传统媒体进行分析、综合和提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补共通,最终形成跨媒介的传统文化内容传播体系。在文化融合方面,媒介融合能够适应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相融合的需要。
(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空间
媒介融合综合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能够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扩展其影响空间。以往传统媒体借助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等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其影响空间相对较小,能够影响的群体大多是因为喜欢传统文化而自趋接近的小众群体或者说精英群体,但是,传统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相对系统而且深刻,这一点是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所无法比拟的。而新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实现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传播,并基于此不断扩展传统文化的影响空间,甚至将传播的触角伸展到其他国家,开拓新的传播空间,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媒介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也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管控难度,这其中既包括客观现实原因,也有媒介融合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导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得以迅速传播
新媒体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再加上媒介融合的多平台推进,使得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能得以快速传播,良莠不齐的相关信息迅速汇入信息海洋难以辨别。这些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和有效继承。
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已成社会共识。然而对于哪些是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精华,哪些是应该摒弃的糟粕,精华与糟粕如何来界定和区分,学界尚无定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既包含精华也包含糟粕,还因具体的历史境遇而带有历史的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应在批判中筛选、总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探寻其超越时代的当代价值,这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前提。新技术的应用也为否定传统文化或者以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负能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消解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国人的文化自信。
(二)传播内容仍局限于“照搬”,尚未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尽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已成学界共识,但当前传统文化在大众传播层面的传播内容仍苑囿于“照搬”模式,缺乏现实关照与时代创新,难以获得受众的真正认同。
首先,传播内容多倾向于照搬典籍知识或者古代礼仪,缺乏与现实世界的有效连接。各媒体平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传统文化知识或者礼仪的原样照搬,有的甚至是扭曲化解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价值理念,如果仅仅满足于不加区分地“拿来主义”,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其次,传统文化典籍的文本传播及承载的价值观宣传乏善可陈,有的存在错误。当前,传播者对传统文化的随意性解读倾向十分明显,亟需提升其传统文化素养。同时,部分传播者对待传统文化缺乏理性态度:要么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全盘肯定,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其他一切文化形式；要么全盘推翻、以今非古,主张“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么依据个人情感、意愿和知识水平自行界定,其立场和主张受外界影响较大,立场容易转换,随意性强。这些都导致各媒介平台的传播内容差强人意。
(三)传播定位存在偏差,未能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要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理应满足受众的价值理念引导、知识积累更新、社会人际交往以及消遣休闲娱乐等需求。然而,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并不能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求,尤其是未能满足受众在价值引导层面的需求,导致无法有效实现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支持和价值引领。
首先,难以满足受众的价值引领需求。价值引领需求是受众预期的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受众期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依托古圣先贤的智慧滋养自己的心灵,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当前各媒介平台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定位流于肤浅,主要表现在过于迎合受众的知识积累、社会交往以及休闲娱乐等需求,忽视了传统文化在价值引导和理念更新方面的根本作用。
其次,未能满足受众的媒介期待。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行,受众期望各媒介平台可以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在传统文化的内容、解读、传播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和支撑,然而,当前各媒体平台并未发挥出其在内容融合、技术融合等方面的预期效力,同质化甚至完全相同的内容充斥其中,“新瓶”装“旧酒”,降低了对受众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再加上部分媒介平台以文化产业模式来推进传统文化传播,过于关注经济利益,媚俗倾向严重,无法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和媒介期待。
(四)新技术的负向影响,导致信息接触者对传统文化的碎片化理解
新的媒介形式以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速度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展了传播范围。但是,新技术的负向影响也真真切切地存在。
首先,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完整思想体系,然而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各类媒体大多抓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进行阐释和剖析,内容方面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严重缺陷。对内容的解读也是碎片化的,可以说是“以管窥天”,而且有着严重的随意化倾向,缺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深度阐释。长期的碎片化阅读影响着受众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把握,甚至导致误读和曲解。
其次,传播主体的随意性。以往受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在媒介融合时代却可以自主参与内容生产,成为主动的“发声者”。但传播门槛的降低助长了传播主体的随意性,再加上传播主体的传统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参差不齐,导致传播质量难以保证。
再次,思维方式的表象化。伴随着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以及传受双方界限的模糊,接受信息甚至传播信息的人,思维方式也日益碎片化和表象化,人的独立判断和整体性思考随之消解。媒介融合时代,信息超载加大了信息接触者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知识碎片化降低了人类的独立思考和深度思考能力,信息获得者习惯依据片面的信息积累作出判断,长此以往,导致人的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缺失,思维方式也逐渐表象化和碎片化。
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应立足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实,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整体传播环境的优化、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转换、传播定位的调整以及对新媒体技术的反思等方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一)传播环境优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引导
文化层面的顶层设计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融入现代化建设体系,培育现代国民精神,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文化建设的宏观制度框架。
首先,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理念和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是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和引领。
其次,厘清错误观念,明确对待传统文化传播的正确态度。深刻认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两种主要错误观点:一是“以古非今”,主张以“新儒家”等传统文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教条主义观点；二是“以今非古”,认为“历史的”“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已经毫无价值,甚至否定其真实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审定、校勘、注释以及体系化整理。学界一直致力于保护、整理传统文化典籍,审视并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学界的成果大多针对专门领域,专业性、学术性强且传播面较窄众,因而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还需依靠国家进行整体性规划,校正文本内容,理清文化传承脉络,区分精华和糟粕,并依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创造性解读。
第四,加强对各媒介平台的监管和引导。新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导致泥沙俱下,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被一并快速传播。各媒介平台的传统文化传播监管,应依托舆论监督、技术监管和法律监督等形式进行,目的是确保传播内容准确、表述科学以及价值导向明晰。
(二)传播内容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必须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则需要以现代理念审视其当代价值,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负能量,并以贴近现代生活实际的语言表达和传播。
1、以现代理念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超时代价值
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审视、筛定传统文化内容,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其时代局限的价值,摒弃并且克服传统文化中消极、过时的部分。何以区分精华与糟粕,应以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滋养现代国民精神为标准。
2、传统文化解读方式的时代创新
优秀传统文化中超越历史局限的精华部分,只有经由现代理念进行审视,通过现代语言进行诠释和解读,并且借助现代媒体的表现方式进行传播,才能够为现代社会所广泛认可。以端午节文化的传播为例,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代表之一,如果我们将“屈原精神”解读为现代政治理念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格独立精神,现代人则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三)传播定位调整:着重关注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功能,然而,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存在知识化、商业化、媚俗化等倾向,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挖掘不够,难以满足受众的高层次需求。各媒介平台应调整传播定位,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功能。
1、从注重知识传播、商业传播到凸显价值引领的传播。
各媒介平台不仅要关注知识传播、商业价值以及传播的技术支撑,更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价值引领功能,在价值引领、精神激励以及社会规范引导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文字解读、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全方位地总结、挖掘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提升信息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在新的社会传播环境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既是传播者又是信息接受者,因此必须提高传播主体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传统文化素养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掌握；二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文化蕴含的、符合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概括分析能力；三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力。传播者还应该着重提升媒介素养,增强对信息的理解能力、选择能力、阐释能力以及分析批判能力,担负起对传统文化传播的把关责任。
(四)新技术的批判反思:扬长避短,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取长补短,发挥新技术的正向优势,克服新技术应用带来的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主体随意化以及思维方式表象化等缺陷,引导民众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1、顺应媒介融合趋势,依靠技术革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家层面愈益重视新媒体的作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就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技术提升与内容生产齐头并进,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打造权威、高效、亲民的媒介传播新平台。
2、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为补充,克服新技术的负面效应。
当前,各类新媒体平台成为民众尤其是年青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海量碎片化信息影响了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定位和判断,阻碍着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并最终影响民众的文化自信。只有发挥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集合优势,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才能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媒介融合增益,只有依托各媒介平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进行系统梳理和生动传播,才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并最终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牛凤燕,2005年7月进入山东理工大学工作至今,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多维路径”(项目编号:J17RA010)、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新媒体视域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ZY20161009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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