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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六村的那些北方人

李大伟/口述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亦鸣/采访整理 2018-08-14 17:32 大字

口述人简介

李大伟,生于1959年,成长于杨浦区鞍山六村的一个北方人家庭,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当过老师、记者。1994年下海经商,创办李大伟教育,1997年投资房产。2000年起,从事餐饮、养老、酒店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形成了产业闭环,从小(教育)到老(人生最后一站的护理院),还缺殡仪馆。立志做一个城市服务商。

2000年起,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开设个人专栏:五颜六色。也曾为《新闻晨报》写个人专栏“生意人随笔”,汇编成册《上海生意经》。出版《食色之惑》、《上海市井》、《上海腔调》,今年,《上海市井》第二辑在上海书展上首发。他常以“文章追唐宋之上,为人亦儒侠之间”自勉。

李大伟与画家黄阿忠在美国的山庄读书、画画。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5日

采访地点:作者上海家中

澎湃新闻:你的父母都是北方人,请介绍下你的家庭情况。

李大伟: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北方人的家庭。我爸以前在部队,在上海读的大学,留在上海工作。我妈出生在山东日照的石臼所,祖辈是开船行的,因为抗战时期家被日本人烧光了,逃到上海来,那时她还很小。

我妈在行事上是个标准的上海人,她自学财务,数学好得不得了,拿着算盘跟你说话。在家里,你要买东西吃,她就跟你算账,不让你买,她在我家不受欢迎的。我爸不可能算账,吃光用光算数,这就是北方人和上海人之间的交锋。

澎湃新闻:你小时候居住在怎样的环境中?

李大伟:我小时候住在杨浦区鞍山六村40号202-203室。1964年,交通部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第一家特拉斯——“北方区域海上管理局”,简称“北方区局”,干部从交通部、及北方的海运、港务系统调集,从部队调配师团干部充实政治部系统,到了上海,家属没有地方住,刚刚完工的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公房的三分之二,被划拨给北方区,即39号与40号。里面山东人多,吃大蒜的多,蒸馒头的多,开口“马勒个逼”的多。所以我把这两栋楼简称为“马勒公寓”。

澎湃新闻:你们和邻里关系怎么样?是否体会到北方人和上海人的差异?

李大伟:北方人就是比较厚道,不轻易拉下面子。“文革”期间,单位站队有派系,楼上楼下的邻居,在单位里可能就是对立派,回到家见面依旧客客气气的。尤其是老太太们,无论他们的儿子多么对立,老太太对第三代都是很好的。北方人从来不骂人,除非有人欺负了他的孙子,他会追出来骂你。上海人如果不睬你,一家人都不理。

附近的小孩都在鞍山七村小学读书,同级的往往同班,回到家,40号与39号的孩子,丢下书包一起玩,搂着、抱着、啃着。从我记事起,在学校,我们都说上海话,回到家,都是北方话,不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我们那里的北方话是以山东话为基础,揉入了东北话、河南话、天津话,乱七八糟,一缸的什锦菜,互相串味、感染。

儿时感觉大人之间总有隔阂,到老了才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热情。2015年起,与我前后辈的老邻居发起聚会,39号和40号的邻居都来了。2015年是首届“3940老邻居”(微信群名)聚会,人人都穿得老庄重了,我中山装一穿,老婆、孩子,先冲着老人作揖,称呼都保持北方的习俗,相互间称“老街坊”,完全的北方口吻,大葱味。大家请尚健在的父母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奶奶了,有车的认领包干,负责接送,给他们集体做寿,送羊绒红围脖与点心,那热乎劲儿,就是北方人的做派,如同是刚揭盖的一蒸笼馒头——热气腾腾。

我们都过50的人了,见着面,如果长一辈的,又是老太,比如39号刘玉才的母亲,依旧叫“刘娘”,刘娘见着我们,还是北方人的亲切:“这不是老李家的老大嘛?唉呀呀!唉呀呀!”上海人不一样,上海人老邻居碰头,自己玩自己的,不可能带上老人,这就是北方人的厚道。

隔壁41号的邻居是船舶研究所的,南方人多,戴眼镜的多,弹钢琴的多,挂白窗帘的多,那栋楼里的小孩好像不出门的,他们是讲普通话的,与我们39号、40号基本没有交往,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清高的。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山东老侉子,野得很。

前面一栋楼,并排着36-38号,都是海运局的房子,以宁波人为主,后面42-46号是建工局的,以苏北人为主。他们都说上海话,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山东老侉子,嫌我们脏。我从小就知道山东人是很坍台的(没面子)。

但他们知道39、40号都是干部,每户起码都是两室带独立厨房,一半以上厕所是独用的,前后楼居民都是一家三代挤一间房,一户人家使用一间厕所与厨房。前楼后楼的门前不是石子路就是石板路,唯独我们的门口修了一条水泥路,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

我们这两个号码的邻居有谁搞到票子,就会带回来分一分,一起去看戏,他们就是热情。前后楼的则不可能。他们对我们谈不上羡慕,你做你的大干部,我做我的老百姓。当时的干部都很自律,家里的电话不准私用,书橱、书桌、椅子都贴着有编号的铁皮条,都是从机关借的,每年都要付费。所以社会很平等,有阶层,无阶级。

他们对我们的歧视有很多是歪曲,比如说山东人不洗澡。我们当然洗澡,只是次数没他们多。干部工作都很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没有正常上下班,顾不上家里。

“文革”时期,干部下放,闲在家里。他们到菜场去买菜,拿起一把就掏钱,买完就走,从不讨价还价。菜场里的小贩跟北方人蛮谈得拢的,看你吃大蒜,会搭送一头蒜。北方人爽气,不算小账,我从小看到的。上海人挑挑拣拣半天,斤斤计较,山东人非常看不惯。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跟上海人交往多起来了?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

李大伟:等我读大学,班级里有很多上海人,我多少要学习他们的行为规范。

比如,山东人对你好,就把所有都给你,我对你好,你也应该跟我好,不应该觉得烦、拉开距离。对上海人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他就得对你也要好。在上海人眼里,人与人要有适度的距离,冷暖自知。我刚开始很苦闷,觉得上海人不够意思,出了麻烦不可能两肋插刀。而山东人肯定两肋插刀,在外面给人出头打架,北方人容易出死党。上海人不会结党营私,充其量拉架,绝不会打架、帮架,不可能帮你挺身而出,你不要伤心,上海人交朋友都是适可而止。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资源少,乡下人一亩三分地,到秋天总能缓过劲来,上海人口袋里就这点钱,出门七件事都要钱。

还有一点,山东人知道“可以做的,但不可以说”,上海人呢,可以做的,就是可以说的。快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做点小生意,我跟一个红木老板关系很好,他有种流氓侠气。我的几个同学都想买红木家具。一个椭圆形的大餐台加六把椅子,其中两把带扶手的,四把是不带扶手的,红木老板说他卖最便宜了,六千块。我同学说,他喜欢带把的凳子,单买啥价钱?谈了个便宜的价钱。后来他讲,没有把的凳子也蛮好,啥价钱?他又给了他一个价钱。他又说,那么椭圆形桌子呢?这个人所有加起来一算,报的价钱比六千块还要便宜。我同学脑子很好的,故意步步设套,他知道老板报价钱的时候没有动脑筋,流氓讲江湖气的,不算小账。这就是上海人,哪怕你是朋友,我账管账,跟你算得老清爽,我不会让你。我们山东人不好意思说这个话,上海人斗智斗勇,山东人斗勇不斗智。

澎湃新闻:你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上海了吗?

李大伟:后来,随着我成长,我慢慢向上海人靠拢了。

1986年,我在《消费报》经营部,组织上海消费品全国巡回展,小生意人跑来跟我讲,他想把自己的摊位摆在什么位置。位置、市口很重要,我当时不懂,一下子把好位子给掉了,人家又不谢你,人家说山东人就是傻,给了好处不要回报。实际上,北方人眼光放长远,在苦难时要你帮我,平时无所谓。

后来有个老板教了我一套上海人的做法:好处要给看得懂的人。我办教育,凡是有熟人来找我,要到我学校来上课,我就给他百分之一百好处,一分钱不要。因为他看不懂生意的,如果我给他百分之八十,他还以为我赚他百分之八十。

我刚做生意的时候,账也不会算的,我是山东人的脾气,胆子大,什么都敢做。1988年,我在山东泰安火车站边上承包了一个饭店,它本来属于青年待业安置办公室。生意很好的,早上菜堆得很高,人要踮起来才能够到,到晚上菜都没了。但我那时身边居然一分钱都没有,我妈急死了。

当时计划经济实行双轨制,同样一碗米市场价是四毛六分钱,计划调拨则是一毛四分钱。一旦有计划粮食拨下来,我马上问办公室低价买下米、面,堆在仓库里,我口袋里就没钱了。我妈就讲,钱要么在账上,要么就在库里,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你东西就被偷掉了,你一点想法没有,怎么就来做生意?这就是北方人,算大账,从来不算小账,从来不看成本和利润构成。我学的第二招就是算账。

直到现在,我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世上完全上海化了。我小时候不刷牙的,爸妈不管,没养成好习惯。现在早晚刷牙,不打赤膊,不吃大蒜,怕影响人家。

如果老家来人,我帮他把宾馆找好,工作解决好,讲好在哪里办事,但不要请吃饭,一吃吃到十二点钟,很浪费时间。北方人谅解了,他说你们是上海人。

我不会表现得很热情,我怕对你太好,成为你的负担,让你感觉还不起。上海人就是懂得拿捏分寸,不让人为难,而且说到做到。我以杜月笙为榜样:精明、有分寸感,又要有流氓的狭义。

澎湃新闻:你身上山东人的特质还有所保留吗?

李大伟:在精神上,我仍然是北方人。

2000年左右,我有个名字叫三王的同学,问我借了17万。他是我大学另外一个班级的,有点流氓气,1994年我刚刚办教育的时候,他帮我的学校找老师。我知道他还不掉,还是借给他。整整两年,他一直不接我电话。两年一过,没有法律效力了。我主动找他,我不是为了钱来找你,是为了朋友。后来,我听说他中风了,我每个月给他打五千块钱,还带了同学去看他。我发现他的养老院不行,我自己开养老院的,我说到我们养老院去住。我夫人是上海人,她说你就给他五千块钱,不要讲到你养老院,否则他这五千块钱就不好拿了,他住在那个养老院,五千块还有富余,家里还可以用。我听有道理,这就是上海人跟北方人的区别。北方人很热情地帮你忙,上海人呢,我帮你忙,还让你很体面地得到好处,不是帮倒忙。

后来他老婆跟我说还是住到我的养老院。他们班级隐隐约约都知道了他的事,我让他们全班都去看他。一年去一两次,让他感到温暖。这就是北方人的兄弟热情。

2006年,我们班级一个同学得癌症,要动手术,家里没钱,托了同学来找我,因为大家都说我比较热情,可能更有号召力。动手术要花费30万,让全班同学募捐,我说不出口,我让他们家里亲戚付一半,我们付一半。他说你凭什么有把握这么做。我说我先捐十万,其他同学每个人捐两千块起。我来写信:“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两千块钱不会降低我们任何人的生活标准,但是可以救活我们同学的命”。全班一下子捐到十七万多,班级空前团结,不像上学时候勾心斗角,再也不顾及小我了。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热血沸腾的东西,但是冷漠多了以后,就被浇灭了。

一个人文化层面的改造是很难的。我小时候眼中的美女,就是《英雄儿女》中的王芳,浓眉大眼,英雄气质,小时候很痴迷,这就是我们的审美标准。上海人的漂亮是狐仙脸。这么多年来,我既会说又会侃,交际面广,见到女人也多,大凡这种脸出来,敬而远之,本能地反感,这是变不了的。再比如我们那个楼里的人在一起,就唱《黄河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谁不说咱家乡好”,这些歌的歌词俗不可耐,但我们就会被里面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和欢乐的精神感染,这是属于南下干部的情怀,这就是文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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