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家”
□张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爷爷，但我感觉对他并不陌生，不知道这是不是缘于隔代血缘的继承和默契。
爷爷去世很早，他六十多岁就“走”了。奶奶在世时常搂着我说，你爷爷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死了，反而是解脱了。可奶奶又说，真是可惜了啊，你爷爷他命不长，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这两句话听起来有些矛盾，可我总觉得其中隐藏着一位寡居数十年老太太的孤独和怀念，每当我听到奶奶这么说起，我的内心总止不住一阵酸涩。
算起来，我甫出生时，爷爷就已去世十多年了，而我对爷爷最初的感情和印象正是奶奶带给我的。奶奶说，你爷爷是病死的，从查出病来到去世不过两三个月时间，这人呵，要说没实在太快了，上一秒还好好地喘气，下一秒却连动弹都不能了。奶奶叹了口气接着说，这就是命啊！
多年后，哥哥曾向我描绘爷爷生病那些年，奶奶半蹲在炕前，一手端药碗，一手用小勺给爷爷小心喂药的情景——那时，哥哥尚只有五六岁光景，而爷爷却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
大人们管爷爷的病叫“黄疸”。因为爷爷得了这个病，不仅浑身的肌肤泛黄，就连手掌、风吹过时流出的眼泪也是黄的。可我从网上查了查，在现代医学上，“黄疸”是可治愈的。但大人们所说言之凿凿，又由不得我不信。不管是什么病，爷爷是再也回不来了。人早晚都得离开这个世界，或许，我们的生命从来不会始终皆然、了无牵挂：一个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临终却还要带着各种未竟的遗憾。而活着的人们呢？从那个人离开，心头便深种下重重牵绊。
我曾从奶奶的电视桌上看过爷爷的遗照——一如多年后，我大学毕业从小姑家的电视桌上所见到的奶奶的照片。那是一张被放大的黑白色相片，被奶奶用一个木纹的相框给框了起来，一片薄玻璃罩在相片上头，为的是延缓相片泛黄、防止相片弄污。这个相框一点灰尘都没有，捧在手里，就像在跟相片里的人对望、说话。但有时，我也觉得这个相框干净得有些严肃。
相片里，爷爷理了光头，他的面容看着跟我奶奶很像，跟我大伯、我爸还有两个叔叔也都很像，只不过他的下巴右下方有一颗痣。爷爷对着镜头微微蹙起了眉头，一如往常般坚毅的眼神，闪烁着一股不易发觉的柔情。这是爷爷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但不能否认，他看上去很帅，大眼睛，宽额头，高鼻梁，看起来干净沉稳，很有精气神，好像他并没有生病，更难想象他得了“不治之症”。奶奶说，这张照片是爷爷害了“黄疸”之后跟自己一起去城里照的，为的是爷爷走后能给自己留个念想。奶奶说这话时哭了，虽然她说完故意轻咳了两声，背过身子，但我还是看到她在沉默的空隙，缓缓低下头，慢慢拭泪的动作。
爷爷早年当过兵。二三十年代，还在东北给地主家打长工的爷爷，偶然间在大街上看见纪律严明、杀敌报国的抗日部队，心生当兵的念头。舍小家为大家，这是那个年代大批热血青年共同的抱负。新婚尚不满三日，二十来岁的爷爷就到部队报了名，成为一名新兵。临别之际，媳妇送他一双布鞋，那是丈夫临行前她一针一针熬夜硬赶出来的。爷爷接过布鞋，很郑重地答应媳妇要活着回来。次日清晨，在媳妇满怀担忧的目光中，爷爷的背影渐行渐远。此后，爷爷跟随这支队伍辗转南下。一双布鞋，戎马半生，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东部的大半河山。
敌人投降后，爷爷向部队告假，返回东北找寻亲人。但此时已过十年之久，他早年生活的地方早已被夷为平地，而他早年所娶的媳妇也在其离家后两三年间，因系抗日家属，惨遭敌人戕害。听邻居说，那小媳妇还曾留下一个萝卜头大小的女婴，但时日已久，是生是死也早不可知。
爷爷看着眼前这片空荡荡的平地，他有些恍惚地闭上眼睛：往日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可他内心的痛苦却又那么强烈，仿佛在提醒着过往的真实。
不待假期结束，爷爷提前归队，跟随队伍来到山东。建国后不久，适逢部队调整改革，爷爷主动申请复员。复员后，爷爷望着山东——一片质朴夯实的黄土地，他决心不再走了。他背着大大小小、各种材质的徽章、奖章和一张新发的复员奖状，连同一床旧铺盖，离开了部队，从此在山东安了家。后经当地村干部做媒，爷爷与当时的妇女主任——也就是我的奶奶，组成了一个家。
我上大三那年，第一次带男朋友回老家。席间，奶奶很高兴，还饮了酒，她对我们回忆说，你爷爷很英俊，但我更看中他是条汉子——他的腿、胳膊、前胸后背尽是枪子留下的疤痕，浑身几无好肉。你爷爷那人永远都那么实诚、勇敢、正直，做啥事总先想着别人——看，不管哪个年代的好姑娘，好像都喜欢这样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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