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是行动派,也是少数派
本报记者曲鹏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艾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朝话》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时,梁漱溟以肯定的语气回复了父亲梁济的疑问。此后漫长的人生中,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著作中探讨中国与世界文化,并以行动让世界向好发展。他不囿于书斋,而是深入乡村,奔走后方,调停内战,立德、立功、立言,展现了一个文化托命之人的担当。今年是梁漱溟去世三十周年,翻看这位最后的儒家的履历,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行动派,更是一位少数派。
>>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
1918年11月7日,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与儿子梁漱溟讨论关于欧战的新闻,随口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头:“能好就好啊!”
三天之后,目睹清末时局混乱,社会失序,人心堕落,决心以死唤醒世人的梁济投水自尽。他留下遗书发问:“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这一天,距他六十岁寿辰仅有四天。
梁漱溟深知父亲的死绝非为逃避现实社会,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捍卫,因此他决心承担起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个世界会好吗”成了他一生探寻的问题。
梁漱溟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其一生所深切关怀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对应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心灵问题；二是中国问题,对应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梁漱溟对两大问题的回应并不相同,主张以佛教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以儒学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小时候梁漱溟参加活动较少却爱思考,神情严肃,少年老成,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小老哥”,十四五岁时就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他看到家中女工每天忙忙碌碌,做饭、洗衣、干杂活,很是辛苦,可对方却不觉苦,脸上常有笑容；自己虽深受家人宠爱,衣食无忧,学业顺利,内心却十分苦闷。他反复思索后得出结论: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无关,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
他早年受父亲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上中学后接受了新式教育,并对报纸上的新闻与时论产生了极大兴趣,“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中学毕业后即踏入社会,成为《民国报》的一名外勤记者。
往来于各种社会场合,接触各色人等,梁漱溟了解到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街上一白发老人拉人力车,坐车的催着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下巴磕出血来,染红白胡须。他在旁边看到,“眼里也掉出泪来”,暗暗发誓“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吓唬迎袁专使的“兵变”闹剧,也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之后举行的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大典,越来越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社会良心觉悟使他“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曾两度自杀未遂。
1912年梁漱溟退出《民国报》,“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佛学使他深悟人生原本是苦难之旅,接触到的儒家学说却使他不再认为“人生是苦”,而是抱持一种乐观态度。直至1917年,梁漱溟的佛教信仰发生动摇,加上第二年父亲之死给他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受蔡元培之邀,他以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自学青年身份进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并决心对“孔子、释迦两家的学术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
>>一个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以一切西方文化为标准,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梁漱溟却信心十足地宣布:“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921年暑假,受山东省教育厅之邀,他在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问题,一连讲了四十多天,由当时随行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记录整理,随即在山东铅印成书出版,这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在北大执教七年后,由于“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不顾及指引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不满”,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抗战中,他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敌兵围堵,飞机轰炸,数次险死还生,始终泰然自若；为联合救中国,他发起民主同盟,调查李闻惨案,力促国共和谈,前后奔走8年；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要雅量”,成为“反面教员”；1971年,他只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国性大批斗而不改初衷,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前后费时约50年,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称为“最后的儒家”。学者许纪霖认为“最后的儒家”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而是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民国时,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学者,“他们执着于发展儒家的义理”,在大变革时代,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许纪霖看来,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不同,在梁漱溟身上,“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显”。
>>一个狂出意境与真性情的人
梁漱溟曾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但许纪霖却认为狂出了意境和真性情。
1941年梁漱溟赴港筹办《光明报》,遇香港沦陷。在一路突围安全抵达广西梧州后,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书里提到脱险经过,并自信地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事后梁漱溟再读这些文字,也自认“有狂妄之嫌”,却是“当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许纪霖对梁漱溟的“狂”表示认同,“使命感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系,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狂”的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因此“狂”得“有底气、有厚度”。
相比于狂,梁漱溟更喜欢“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人生态度。艾恺在采访晚年的梁漱溟时,问及他对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梁回答:陈独秀“这个人了不起”,胡适“这个人很聪明”。在长子梁培宽印象中,父亲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毛病,认为这种事由他自己反省去就是了,在背后说来说去有什么用?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在公开场合,对老朋友他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友谊有四十余年之久。熊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工夫。梁漱溟则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并专门撰写长文对熊进行严厉批评。
怀着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梁漱溟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
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他强调慎独与自省:“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他的慎独之彻底,不用说平时的言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他不但反省自身,也以“朝会”的形式影响他人。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研究时,每日清晨与研究部同学团坐一起,由梁漱溟即兴讲授一些心得,以自己独特人生来为儒家作注解,据此出版的《朝话》一书在后世流传。
梁漱溟晚年给友人题写条幅,爱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1988年6月他病危之时,学生李渊庭夫妇去医院探望,向保姆问及先生有无现成可用衣物以备后事。保姆答:“他只有一套料子中山服,已经很旧了。其余是几件灰布小褂。袜子是破的,鞋子也是旧的。”
外部的世界是未知的,但是一个人内在世界的好坏却在自己掌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许纪霖认为梁漱溟以他的道德的实践、儒者的担当,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有厚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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