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力：记忆的尊严
□本报记者 钱欢青
在为冯克力《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陈丹青直言《老照片》“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
《老照片》以二十多年的坚持，终在历史宏大叙事的惯性中为个体生命的褴褛记忆挣得一丝尊严。二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为之努力的，正是《老照片》的创始人和主编冯克力。
把家藏影像纳入历史叙述
采访约在想书房，牛仔、T恤，亲和、善谈，无论身体还是思想，64岁的冯克力依然充满“青春活力”。
1996年初，冯克力受命创办《老照片》，是因为其所供职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图片中国百年史》后，想把剩余的大量历史照片利用起来，“比如摄影师李振盛于1965年拍摄的黑龙江阿城县在‘四清\’中召开大会的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中只有一小段说明文字，我觉得这组照片很有价值，可以作深入解读，就请王学典写了一篇解读文章《曾有一种‘参照\’》，连同这组照片一起，发在《老照片》第一辑中。文章结合照片，写了那个时期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挨批和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对比，呈现了特定时期农村的面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冯克力坦言，《老照片》创办之初，主要还是面向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一些研究者约稿，更重视专家、学者对老照片的解读，但同时也欢迎社会来稿，希望读者根据家里的老照片写成文章，“第一、二辑的《老照片》基本都是约稿，而到了第三辑，自由来稿就占了大约20%，《老照片》无意中成为老百姓私人化历史叙事的平台”。
冯克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私人化历史叙事平台”的价值，在第三辑“书末感言”栏目，他写了一篇《“敝帚”理应自珍》，其中写道，“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虽然叙说的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历，看似微不足道，但同时却于不经意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没有‘民\’何来‘族\’，没有‘家\’又何来‘国\’？说到底，民族和国家不过是无数个人、无数家庭的集合罢了。”
自此，《老照片》对于个人的命运、对于私人化的叙述倾注越来越多的关注，《老照片》也成为国内较早将家藏影像纳入历史叙述的出版物，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叙述个体记忆的平台。由此，《老照片》的作者队伍基本固定：除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和老照片的收藏者，“六七成的作者都是提供家藏老照片的普通读者”。
如今回望，冯克力认为，《老照片》至少在三个层面有着重要的价值：一是自觉而系统地将历史影像纳入历史叙事，《老照片》开了先河。二是呈现民国历史影像，《老照片》也开了先河，“《老照片》创办伊始，我们就和台湾的老照片收藏者秦风有了联系，秦风也成为《老照片》的长期作者，对大陆读者而言，秦风提供的这些照片填补了1949年前的民国社会以及1949年后的台湾社会的历史影像空白。”三是通过家藏老照片吸引了大量平民百姓参与到历史叙述中来，“对历史而言这不是一件小事，能在历史叙述中发出个体和家族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点个体记忆的尊严。”
人生因为喜欢读书而改变
冯克力1954年出生于济南，在经九路小学上到五年级，还不到12岁，“文革”来了，“‘文革\’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影响很大，一个是没规矩，胆子大，那正是一个把原来的秩序彻底弄乱套的时代；二是良好的基础教育的欠缺，这种欠缺表现在我们对一些基本常识甚至是识文断字上的欠缺，前一阵念了错别字的北大校长，比我小一岁，和我是同代人。”
虽然连小学都没毕业，但冯克力喜欢读书，“那时候我们上团省委图书馆去偷书，在玻璃窗上敲出一个口子，用胶布粘住茬口，伸手进去够到插销，溜进去后打着手电偷出一些书来，轮流看。那时候看的多是一些小说。”1971年，17岁的冯克力到北京延庆当兵，“还是到处找书看，记得看了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日本人写的，写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的阶层差异，启人深思。此外还看了《你到底要什么》《人世间》等苏联小说，还有《第三帝国兴亡录》等书。再后来就读鲁迅，读《红楼梦》，读马列原著。”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冯克力开始接触梁实秋、徐志摩、张爱玲等民国作家，“忽然发现他们的文风和我此前接触的斩钉截铁的‘革命文风\’差异很大，而语言文字表达差异的背后，显然是思想方式的差异”。
从部队复员后，冯克力到山东人民印刷厂当校对，1978年《山东画报》复刊，社长常到印刷厂看清样，每回冯克力都给指出不少文字或语句上的错误，彼时人才断档，也没大学毕业生可招，社长看到冯克力读书多，工作认真，就把他调入《山东画报》当编辑，一干就是14年。此后，进入山东画报出版社，参与筹备《老照片》的创办，冯克力的人生轨迹和《老照片》深深融合在了一起。
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
应该是在2002年秋或者2003年初，冯克力的同事刘瑞琳正在编辑陈丹青的第一本随笔集《多余的素材》，为了给书找一些合适的配图，刘瑞琳带着陈丹青到了冯克力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陈丹青就说，没想到《老照片》出了这么多出得这么好，是在这么一个简陋的小办公室里编出来的。”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陈丹青还建议冯克力在影像理论上可以参考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等国外的著作，后来冯克力写完《当历史可以观看》一书，想请陈丹青写个序，“晚上十一点发过去邮件，过了七八分钟就收到了回信，爽快答应了。而且说‘你做的事正是我想写的，写序也是和大家的一个交流\’。”
事实上在没见面之前，冯克力就看到过陈丹青对《老照片》的一些评论，陈丹青非常认同《老照片》，自己买了很多，冯克力后来去过一次陈丹青的画室，见到画室里摊着《老照片》，原来是书中不少民国时期的照片，那些桌椅、服饰，都可以当做画画的参考。
另一位让冯克力印象深刻的《老照片》评论者是美国学者爱德华·S·克雷布，“大约是在《老照片》创刊后两三年，克雷布正好在首都师范大学当客座教授，开始研究《老照片》，他不仅访问了冯克力，还写了论文——《新近中国的旧事物：关于私人历史记忆的出版物》，论文认为，《老照片》“重视普通人，重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权利”，在面对绝对权威，“消解官方历史进而挑战压抑普通人声音的巨大而可怕的传统方面，《老照片》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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