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

□本报记者 钱欢青

1939年至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求学、生活长达七年，这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在此后的人生中，汪曾祺时常深情回望这七年联大时光。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泡茶馆、跑警报、逛书摊……种种人事，在他笔下娓娓道来，饱含深情。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所应该有的模样。

梅贻琦校长讲话很幽默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27篇散文，汇聚成《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一书，近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驻，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盛产天才，影响深远。

先说校长演讲。

在《新校舍》一篇中，汪曾祺写道，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集会都在图书馆门前举行，“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图书馆前还会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

汪曾祺说自己“吊儿郎当，不爱上课”，但是学校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由，所以他过得很惬意，“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片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

那些有趣有料的先生们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个大雨敲得铁皮屋顶叮当响的镜头，依据汪曾祺的回忆，情况确乎如此，“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叮叮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但正是这位很有“贾宝玉精神”的吴宓先生，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吃饭是“打游击”。抗战胜利后，他辗转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教书，最后落到北碚师范学院，“文革”时在挨斗中摔断了腿，“他不能再教书，一个月只能领五十元生活费。他花三十七块钱雇了一个保姆，只剩下十三块钱，实在是难以度日。后来他回到陕西，死在老家。”

在汪曾祺的回忆中，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比如，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玄虚的《海赋》，而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而金岳霖先生，在昆明曾养过一只大斗鸡，这只斗鸡极其高大，经常把脖子伸到桌子上来，和金先生一同吃饭。

汪曾祺说自己虽然吊儿郎当，但沈从文先生的课他还是听得很认真，沈从文在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听过，“沈先生真不是一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很多教授只会抄书。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沈从文曾经批评过汪曾祺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结合沈从文课堂上讲的“要贴到人物来写”的话，汪曾祺便领悟到自己写对话写得太讲究诗意和哲理了，导致对话脱离了人物，从而变得“不真实”了，“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宽容、坦荡、率真的学风

汪曾祺写过一篇《唐立厂先生》，不仅有趣，还涉及西南联大的学风。

唐立厂就是唐兰。唐先生说话不拘束，想到什么就说。有一次在办公室说起闻一多、罗膺中，这是两个中文系上课最“叫座”的教授，闻先生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罗先生讲杜诗。他们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些工学院的学生甚至会穿过整个昆明城赶来听课。唐立厂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啰嗦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处世无奇但率真”，唐立厂先生是一个胸无渣滓的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考虑到这句话传到闻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无聊的人会搬弄是非，传小话。即使闻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总结西南联大的特点，汪曾祺还专门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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