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万人进城后 城镇机制完善成关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里的这样一组数字，“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对于农民工而言，走进城市，只需要一张火车票，找到一份工作，有时也只需要一身力气，推开城市大门的难度并不高。然而，如果想在城市长期发展，最终安居下来繁衍生息，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需要有一份长期的职业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其家庭也需要相应的保障机制。
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80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迁徙，需要的不只是居住之所和工作机会，更需要相应配套的社会管理、服务和保障机制。
从“靠力气”到“靠技能”
“现在看上去是每天赚得还不少，但我能干到多大岁数呢？”在一家快递公司做快递员的余先生说，“有时候送快递，很羡慕那些能在写字楼里工作的人，但我没有学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补上。”由此可见，尽管高薪招工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但农民工整体平均收入仍然不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2017年北京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3230元，而在2016年度，该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7706元。在广东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材料车间主任苏荣欢看来，虽然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很努力，但掌握的技能实在有限，导致发展空间受限，一旦遇上产业转型，就可能被淘汰难以安家。
提高收入，让收入来源更加稳定，需要从过去的“靠力气”变成“靠技能”，从简单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技能劳动者。“农民工进城之后先找到适合的定位，先教育培训，掌握技能，然后在自己的行业深耕。”山东省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卓长立说。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就建议，“把技能学校开到工地去”。他认为，现在职业院校服务的主要是在校生，但进城务工人员也有他们的职业愿景，应该进一步扩大服务人群，提高社会人群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让进城务工人员就近学到实用技能。
企业要成为“磁铁”和“学校”
在朱永新看来，需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培训的不只有职业学校，还有企业本身。“引导企业了解员工对于技能培训的需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岗位培训计划，使外来务工人员在企业内部接受再教育，帮助他们在升级转型中成长为高技能工人。”苏荣欢说。
“企业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外来务工人员要申请公租房，如需企业出示证明时要进行积极帮助。政府要服务，企业也要服务，发挥‘磁铁作用\’，他自然会跟着你走。”卓长立说。
重庆顺多利机车公司机加部副经理钟正菊负责对新进工人进行“手把手培训”，“但是我发现年轻人整体都干不长久，一般两三个月就辞职走人，好的能工作一年左右。”而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就是，好不容易技术过关了，工人又要离开，新手来了又得培训，导致企业招工难。
“其实，很多务工者非常年轻，来城里之前也是一张白纸。企业如果想留人，需要发挥学校作用，不只是培训技能，也要进行道德品质和劳动纪律教育，要育人。”在一家大型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冯先生说，“就像我们年轻时进国企工厂，跟师傅不只是学技能，也学做事做人，打好人生基础，这一点，是当下许多企业所不足的。以后，他可能不在这家工厂做事，但学到的东西，有助于日后的市民之路。”
城里人苦恼的问题，他们也有
“教育、医疗、住房，进了城，城里人苦恼的问题，我们同样也苦恼，只不过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多。”余先生说，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在厂房林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但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往往是厂房漂亮，却缺少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也缺少配套的医院和学校。
广东省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收表示，现在农民工工资上涨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希望把孩子从农村带出来，在城市接受教育，政府应该在产业集聚区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附近充分调研，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只有这样，技能型人才才能留得下来。
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外来人口进城较多的地区增加公共资源的配置。广东省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曾香桂以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东莞市为例，东莞市户籍人口只有196万人，而公布的常住人口数字是826万人，如果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资源和人员编制还基于户籍人口配置，自然不足，应当在政府性资源的配置中完善机制，让服务和管理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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