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产家庭的城居与乡愁
1月4日，时针已指到晚上九点半，孙泽夺十分钟前就已经把车开到楼下，却迟迟倒不进车库。
今年是孙泽夺离开北京到杭州工作的第四年，是离开老家河南新乡的第十二年。他五六年前就在北京拿了驾照，去年才买了人生第一部车，里程数只跑了200公里。
孙泽夺在开会讨论架构设计的问题
妻子小景收到消息说他已经到家楼下，4岁的大儿子虫虫早早地跑到了楼道里守望。22个月的小女儿豆豆被奶奶郭凤琴抱到门口，取下门铃电话大喊了几声爸爸后得不到回应，一直在扯着线，像是检查线路。郭凤琴不放心地把孙女放下，隔着雨夜看了许久，还是忍不住敲开了邻居的门，拜托隔壁的男主人把他早就停好的车挪一下。
邻居换了身衣服就下楼挪车，孙泽夺的车也跟着停放到位。
为了帮着照顾孙子和孙女，已60出头的郭凤琴老两口从老家先北漂后杭漂，是城市里的“老漂”一族。一家六口真正稳定下来是2017年，他们搬入了新买的学区房。
站在异地打拼的子女身后，全中国约有774万像孙泽夺父母一样来城市照顾晚辈的“老漂”。
孙泽夺把“老漂”现象归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2006年他走出中原小城，他将来或许会跟着孩子走出去，“不是我父母这一代付出的话，就是我这一代付出了。”
“爸妈找到了组织”
孙泽夺买下这套学区房多少带点机缘巧合。他一眼相中的这套100平米的房子格局跟老家的屋子很像，前任户主方秀云就是老漂聊天室的发起人。2012年，方秀云在杭州有名的“鲍大妈聊天室”当志愿者时，便萌生了在社区里建立一个专门针对“老漂一族”的聊天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2016年6月，“幸福家园工作室”在小区会馆开始活动。
孙泽夺有天下班回来惊奇地发现，楼上的叔叔阿姨来家里找母亲聊天。郭凤琴回忆，“我印象特别深，那天儿子说，“哟，不错啊，还有人主动找你谈心呢，开始我和小景还担心你来这里孤单无聊呢。””
换做过去，郭凤琴一定不敢晚上跑去跟人开口求助。
之前租房子，她不会同陌生人打招呼或聊天。不像老家的单元房里住的都是老同事，相互之间亲切熟悉。
搬来杭州后的工作日生活是紧张的。媳妇上班早，一般不吃早饭就出门。郭凤琴七点多起床都是洗洗手，刷刷牙，可能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得赶紧做饭。八点喂孙子虫虫吃饭，吃罢爷爷陪他走去幼儿园，一般8点45分出门，9点前必须要到。孙子走了以后她就叫儿子起来吃饭，每次她都是等儿子去上班才吃饭，这时候已接近十点，饭菜早凉了。
下午4点15分老伴去接孙子，五分钟的路，出了小区北门一拐就到。郭凤琴早先有风湿，腿脚不便，而且她已经抱不动孙子上楼。孙泽夺念大学的四年，她试过各种治风湿的方法，甚至用到了蜂疗的民间疗法——让蜜蜂蛰自己，所谓以毒攻毒，都没见效。最后一位老中医的偏方让她好转了一些，至少她晚上不再睡不着觉，也不再能预知次日的晴雨。
晚上7点左右儿媳到家，郭凤琴会准备好粥、馒头，炒几个蔬菜，有时会下些现擀的面条，或提前做上河南地道的卤面。她从老家带来了面粉、擀面杖和高粱杆做的饺子帘，这让她能在南方从容做出孩子们对胃的北方食物。
“在杭州这边很难找到像这种味道嘛，家庭的这种面食的味道，杭州这边在外头吃，和在家吃感觉不一样的。”孙泽夺说。
刚来时碍于家中两个孩子都在，郭凤琴脱不了身。直到2017年9月，大孙子上幼儿园了，她才开始参加幸福家园工作室的活动。她很快发现，楼上楼下的邻居不少也是老漂，从湖南、山东来到杭州。
郭凤琴就知道，孤单的不是她一个人，城市规则的变化也能轻易让“老漂”慌张起来。有老人刚来杭城时，无聊就踩个自行车，从杭城的这头到那头。凭市民卡骑公共自行车一小时内免费，他就快到一小时还车，换一辆车继续骑。
也有老人在附近的超市逛一圈又一圈，他问人特价区在哪里，别人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结账时营业员让老人手机扫码领红包，他把捏着的现金放一边口袋，战战兢兢摸出那个配在皮带上的老爷机。
聊天室的活动时段本是赖大伯最忙的时候，退休前，他是老家一所小学的老师。两年前来杭后，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孙子上小学。老伴比他早来十年，已经有了熟悉的圈子，每天早上会雷打不动去跳广场舞。
郭凤琴去年学会使用了那个叫做微信的绿色图标，这是她联络儿子和儿媳的方式，“他们上班忙，也不太方便给他们打电话。”她前一阵刚学会发语音，之前拼音打起来慢，好久都没问别人有无其他输入方式。
现在远方的朋友偶尔给她发篇微信上的文章，她觉得有意思就会问，“你说他们发来的消息都是从哪找来的？还会放音乐呢。诶，我怎么给别人看呢？”
活动室每周三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活动，正是“老漂”的空当时间，吃完了午饭，家里的孩子还没放学。老漂的活动时间遵循幼儿园或小学的作息与节假安排，孩子开学了就活动，孩子放假了就暂停。整个2017年，他们活动了42次。
能陪伴家人的日子，算也算得出
2014年，郭凤琴就计划过完年到杭州照顾孙子。但令她纠结的是，家中老母卧病在床，姊妹六个轮流伺候母亲，“各家都有各家的事，谁能一直替你，他们有的在工作，还有自己家的事情。”
直到2015年的2月1日母亲病重入院，五天后突然去世。当年3月，郭凤琴跟老伴一起去杭州照顾孩子，她偶尔会想，“当时是不是妈故意给我让步，让我去孩子身边。”
让父母成为“杭漂”，孙泽夺有自己的考虑。
“之前在北京工作时，有次同学对我说，“泽夺，我们现在在外头工作，一年可能回家七八天，我现在20多岁的在工作，我工作30多年，可能30年，我父母就已经老了，或者是已经不在了，我能在家跟他聚的时候，算都算得出来。””
“当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时候，觉得我们在外工作二三十岁的时候，我父母才五六十，我可能还能陪伴他们二三十年，其实这种陪伴不是真正的陪伴。”孙泽夺觉得无法在北京买得起房，给父母和妻子、孩子一种家的感觉，所以才破釜沉舟，辗转至杭城重新开始。
孙泽夺是独生子，所以当2015下半年妻子小景告诉他怀了第二胎的时候，他想的是“肯定得生下来”，“虫虫比较内向，我们也希望能再有个孩子陪伴着他一起成长，不会孤单。”
听闻这个消息，郭凤琴当时一下子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点着急地生了气。“要第一个孙子的时候，就跟我媳妇说了，咱们就要一个孩子，我媳妇当时也没有反对……”
郭阿姨最后妥协了，“当老人不能太固执，也不能管得太多。只要他们高兴，自己累点不算啥。”
孙泽夺承认，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压力很大，他忙时经常加班到深夜。他甚至无暇考虑多要一个孩子可能让父母增加多少辛劳。
到他自己第一次单独带娃，才尝到了其中的苦头。
孙泽夺公司的亲子活动可以带上虫虫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父子俩去了，计划是从早上九点玩到晚上九点。孩子玩四个小时后体力就跟不上了，孙泽夺中间喂他吃饭，照顾他喝水，担心他跑丢、哭闹或者上厕所。回来之后他就跟母亲抱怨说带孩子太累了，说着说着哭了，“也没人帮帮我，抱着可累。”郭凤琴心疼儿子，却只能宽慰说人家也要带自己的孩子，都累的。
他那时才意识到，“我仅仅是一次嘛，就带了一个，而对于我的父母可能是每天的一个常态。”
聊天室活动时，老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聊起与子女相处和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
赖大伯提到，“他们（子女）商店里不去，都是网购，连吃个饭都是外卖进来了。尤其是像我们在农村里待惯的老一辈比较节约一点的哦，他们好像觉得无所谓。比如女儿女婿觉得晚饭不好吃，一下叫个外卖进来，用掉一百多块钱，我爱人会想，超市里买个菜做做不是便宜嘛。”
郭凤琴也收到了儿子的一份礼物——扫地机器人，儿子希望她可以轻松一点，机器人干活的时间母亲就能歇一歇。但郭凤琴觉得机器效果不好，还费钱费电，不如自己弯着腰扫地拖地来得好。
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工作中习惯了提高效率和最大程度地解放劳动力，就会不由自主把观念挪到八小时以后的生活里。
“他们对时间成本考虑的跟我们这代人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帮她买了扫地机器人，她不用，这就是一种无言的抵触。我非得强制地要求她全部配合，她的抵触情绪会更大。”孙泽夺说。
老人会不约而同地说起与儿女的作息时间不合拍，“他们晚睡，我们也睡不着。”
对此，孙泽夺也有体会。“有时候你说让他们早点睡，他们可能也会操你的心，他们可能就是被动的，作息时间由原来的九、十点延迟到十一点甚至更晚。”
有时候他知道要加班，提前通知父母让他们早点休息，但父母即便进屋睡觉，也会给他留一盏灯。他常会被这种温暖的守候感动。
有次回家快一点半了，他本想轻手轻脚进门直接睡觉，没想到母亲走出房门说担心他饿，一定让他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我就一直说不用那么麻烦了，我随便整点饼干什么东西吃一下就行了，他们还要给我做一个面，让我吃一下。结果吃完收拾好两点多，他们才进屋睡觉。”
郭凤琴每每看到加班晚归的儿子总忍不住唠叨几句，还是身体最重要，尽量少加班，有限度地加班。心里也是心疼孩子为这个家付出的努力。
过客与常客
孙泽夺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年末，母亲特别沉重地对他说，身体前年是一个样，去年是一个样，今年又是一个样。
早先孩子不管怎么闹，母亲还能撑得住，去年楼爬得太高她已经说吃力了。
有次周末儿子和儿媳都出门了，郭凤琴跟老伴心急火燎地带发烧的孩子去看病，却发现伸手打不到车，尽管远望出租车顶灯还是绿色，到了近处司机会跟她摆摆手示意拒载。一公里的路虽不远，她和老伴轮流抱孩子，步行几十分钟才到医院。到了医院，她放下孩子直喘气。
“老漂”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抗拒去想象疾病的出现。
赖大伯谈到“老漂”关心的问题，总绕不过异地医保。通常情况下，在“漂”的城市里就医，“老漂”们需要回老家才能报销医药费。
郭凤琴有次腰疼，如同忍着不问儿子手机如何使用一样，她惯性地忍了一段时间疼痛才告诉儿子。她的老伴也是一样，牙疼得不行，到最后忍不住了才跟孩子说，希望他帮忙捎些止痛片。二位老人都有过隐瞒病情的前科，孙泽夺坚持带父亲去看牙医，父亲执意不去，“说吃止疼片两三天就好”，两人为此还吵了一架，最终以老人自己去买了几盒止疼片收场。
孙泽夺觉得自己挺不孝顺的，“有时候我想坚持的一些东西，在我父母认为比较麻烦的时候就会坚持不下去，这种坚持的事又不好拿捏，因为你不知道坚持带来的伤害大（指吵架），还是这事情本身带来的伤害大（指买药，不就医）。”
他不敢去想父母如果身体垮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
2010年的时候，他父亲患过一场病。他独自坐在病房外哭了一回，那种感受好像就在眼前，“自己都将近快30的人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到父母是老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一直是身体很健康的那种从小在我的心目中，忽然有一天发现他需要住院了。”
他无法接受这种角色的切换，他觉得一直都是父母陪着他去看病，忽然有一天，父母需要他陪着看病，像个大人一样办理各种住院手续，签字，付钱。
当父亲重新恢复健康选择做“老漂”，他珍惜能真正陪伴父母的日子。
老家，现在成为郭凤琴和老伴每年要回去一两次的地方。老伴是新乡市里钢铁厂的退休工人，必须年年回去按指纹，“看老年人在不在了，才能领工资。”
今年春节郭凤琴也会回去，为母亲去世三周年做纪念。她觉得这辈子只要腿脚尚健，最终会回到老家。去年春节回老家，亲戚朋友吐露过艳羡的话，“你老了老了还漂到大城市享福去了。”
孙泽夺知道父母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也明白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也不可逆转的一部分。他曾经想过打拼几年就回去，父母给最多的支持是“不行就回老家吧”，但渐渐地他发现工作和理想只能在大城市实现，他就回不去了，“从过客变成了常客”。
“当我的下一代，当他需要在大城市立足了，他的理想可以站稳的时候，我也面临着跟他一块去了，不是我父母这一代付出的话，就是我这一代付出了。”
郭凤琴送了孙子虫虫一副象棋。虫虫白天就喜欢拿出来摆摆棋阵，他知道两个士能走的步有限，但一定会保护将帅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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