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
赵焰
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以“大一统”为标准，秦汉，是第一帝国；隋唐，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秦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互为犄角，分别屹立东西方。之后，古罗马一分为二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中国一分为三为魏、蜀、吴。东西两帝国分崩离析，命运极其相似。三国之后是魏晋南北朝，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又之后，隋唐中国，脱胎换骨，重归统一。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同一的世界性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时代，人心思定，元气饱满，百废俱兴。社会如土地，之前长时间的动乱，像犁铧深耕一遍又一遍，反沃的底层翻上来了，外面的肥水流进来了，开放宽容的政策，更像阳光雨露助播种。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土地怎会不开花结果？难怪隋唐时代，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韵，天海混茫，雄哉伟哉。
隋唐建于乱世，拨乱反正，大刀阔斧。短暂的隋朝，更像唐朝的急先锋，在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上，一直冲锋在前。隋这一个朝代，跟秦是难兄难弟，前世很像，自身很像，后世也很像：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都酿造了两个世界大帝国——秦之前是春秋战国，隋之前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都有四五百年的动荡和战乱；自身极其短命：秦十五年，隋，不过三十七年；秦之后，是四百多年的两汉，隋之后，是三百年的唐朝。
秦和隋，还有一点很像，都创造了一种政治制度，让后人捡了个便宜——汉用秦制；唐呢，延续的是隋制。
中国历史，诸多事情异常相近，就像投胎重生似的：有的，是朝代很像；有的，是人很像——宋徽宗赵佶，与后唐李煜很像；李煜呢，又与陈后主陈叔宝很像。三人同为亡国之君，命运很像，才华、气质、爱好也像。古时没有照片，否则对照一下，可能会吓人一跳。
唐朝承接隋制，有一定的改进。秦汉时，皇帝之下，有“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握有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各自开府，独立办公。遇到大事，“三公”开会，拿出方案由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听取汇报，一般不参与决策。东汉末年，任过三公的何敬、董卓、曹操等，权力都很大，有决策权，有实施权，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唐太宗一代枭雄，自然不能容忍，以三省六部取代三公九卿。“三省”，分别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取代了三公，不只换了名称，权力要小很多。原先的“三公”，大权在手，虽然较西汉初期的宰相权力要小，不过有决策权和实施权。现在的“三省”，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和实施权，有点像秘书长代为管理，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上。三省之间，职责不同，互相牵制，最后都得听皇帝的。这样一来，皇帝的地位突出，权力得到彰显和加强。
三省六部制，加强了皇帝的权力，这是朝廷内部的改革。针对社会上的门阀和贵族的势力，采取什么办法呢？制定和执行了科举制度，提携平民，参与仕途，为中央政府所用。具体措施，有之前的察举成分，先由地方向朝廷推荐人才，朝廷再出面组织考试，根据考试结果，按才能和品格分等级授予官职。
科举考试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儒家经典的知识、文学写作和时事文章。唐朝末期，文学写作成为科举的核心，内容有作文，也有诗歌撰写。听起来很奇怪，唐朝为何以文章和诗歌取仕？想法是从文章和诗歌的趣味中，分辨出考生的教养和出身：世家子弟，幼年即接受教育，作诗文成传统，有审美有趣味有情怀；相比之下，平民、商人和土豪，这方面就差很多。
以诗歌和文章取仕，并不是独创，吸收的是三国时代曹魏的主张。魏文帝曹丕，就曾以诗歌创作作为选用官员的标准之一。据说曹丕还专门写了一卷《士操》，品鉴人的性格，论及文学对人的重要性。这一本书，与当时的《人物志》一样高妙，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曹魏的第二位皇帝曹叡，对于人的文学修养也很重视，在人才征召令中，要求入仕者必须拥有“学问、文学修养……纯粹、教养、文雅和宁静”。魏晋时以文学审美鉴定人物的方式，极具东方性，很独特很有意思。
唐朝取仕，部分实行科举，让读书人有了方向，社会有了方向。社会变得稳定，财富也慢慢聚集起来。科举制，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影响深远。
科举考试，经唐朝历代慢慢完善后，后期影响广大。天下英雄，趋之若鹜，这一点，从韦庄诗中可以管窥：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唐初对于“大一统”制度，有实质性进步：三省六部制处理得不错，科举制处理得不错，防范外戚与宦官专权问题，也处理得不错。不过加强皇权，视线主要集中在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问题有所忽略，等到“安史之乱”，一切已不可扭转。
“安史之乱”后，朝廷以为大臣和将领皆不能信任，开始信任身边的宦官和外戚，中国政治的老毛病继续复发。唐德宗以后，宦官集团控制了皇帝，连皇位的继承，都由宦官废立，比汉朝还变本加厉。
唐朝治理模式，不像儒家，也不像法家，更像是杂家，制度设置和管理上比较粗犷，缺乏系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唐朝初年一直不断向外扩张，内在矛盾难有表现，加上唐朝一直有一种蓬勃的力量，制度缺陷遭到某种扼制和忽略。
唐朝在信仰上是兼收并蓄，以道教为最高信仰；佛教呢，是社会上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宗教；至于儒教，主要作为皇权国家和社会等级秩序的体现，为世族和正统所遵循。佛教和道教指导人们对于精神和生死的看法，儒家经典，则是社会秩序和观念的基础。本土的儒家和道家，在这一期间，都大力充实了自己的内容。
儒释道之外，唐朝还有很多来自外域的宗教，比如拜火教、景教等等。也产生了一些本土信仰，比如城隍神崇拜，主要兴盛于商业化程度较高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城隍神来自何方？谁也说不清：有人说来自佛教中的印度神灵；有人说来自神鬼怪的传说；有的说城隍是春秋时代的伍子胥……这一个形象，一直留传下来。
中国人对狐仙崇拜的传统，也发自唐朝。唐朝中后期话本中的很多故事，都与狐仙有关。《任氏传》讲述一个男子在长安街上邂逅一位神秘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在其城郊的华屋中共度一宵，早上发现美女毫无踪影，“屋子”也成了一块荒芜的田地。故事没有完，一场复杂的变故后，任氏悲惨死亡。这是最早的狐仙故事，开中国文化狐仙故事之先河。清朝时山东蒲松龄发扬光大，收集民间故事写成《聊斋志异》，续上了中国文学这一旧梦。
唐朝为什么会出现狐仙故事？有说法是“狐”同“胡”——外族人不一样的外貌，让汉族人不由自主地将之跟神怪和鬼魂联系起来。故事不好直接说“胡”，便以“狐”假借，狐仙的故事于是出现。
狐仙的故事，来源于想象。唐朝富足、自由、乐观、性情，肯定会出现对应的文学和艺术。唐诗就不说了，豪迈浪漫的唐诗，就像那个时代天空的五彩祥云。唐朝中期以后，还出现众多传奇书籍，有狐仙故事，也有诸如《虬髯客传》《柳毅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等浪漫传奇。人一自由，创造力就来了，想象力也就来了。唐朝出现中国的“东方夜谭”，实属正常。
唐朝给后人最大的印象，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灿烂的诗歌文化。这两项特点，使唐朝风流挺特，吹刮着强劲、浪漫和自由的风。其实，唐朝最大的特点，在于开放性，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少有的。不说其他，从“唐三彩”上就可以看出，“唐三彩”有很多人物都不是汉人，而是胡人。以胡人为像，既不管道德，也不顾传统，只有唐朝才能做得出来。唐朝用人，也很大胆，基本上是汉族为文官，外族任武官。唐朝中期的军队，众多高级将领都是胡人，安禄山是突厥和粟特的混血，史思明是突厥人；平乱的诸将，除了郭子仪之外，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人，几乎全是外族。这一个格局，有平衡的初衷，也有历史演变的原因。
唐朝的开放性，让中国第一次跟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连接起来。唐朝重构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不仅表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还表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通过南部大量天然港口的建造与开放，让胡商纷至沓来。当时中国的城市，除了长安之外，东南沿海的扬州、泉州、福州、广州等，都是外商云集。东南沿海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和更远地方的移民。
唐朝的开放，也有问题，有地方不加控制，有地方不加节制，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这一点，需要研究和反思。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不仅让唐朝由盛及衰，让中华帝国由盛及衰，更让中国由外向转为内向——唐朝没有处理好开放性，让后来的宋、明、清感到信心不足，执政者不自觉地在观念上转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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