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的“美学之思”
□本报记者 江丹
曾繁仁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是在山东大学的一场讲座上，为年轻的学生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对普通读者来说，“生生”美学是一个陌生概念，但就是为了让这个概念成立，却让以曾繁仁为首的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努力了几十年。
“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智慧
当曾繁仁出现在讲座现场时，年轻的学生中间不时传出惊呼声。他们很多都是今年刚刚入读山东大学，对曾繁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主持人介绍曾繁仁的职务，他曾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山东大学“985”项目“审美文化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文学理论》项目首席专家……头衔多到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而停止念下去。有两个头衔是即使主持人不念大家也都知道的，曾繁仁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奠基人，是山东大学引以为豪的终身教授。
76岁的曾繁仁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跟很多同龄老教授一样，他学识渊博，却异常谦逊。他说，这次学术讲演是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过程，他只是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奉献出来，请大家批评。
美学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审美。我们常常把“审美”挂在嘴边，尤其是在谈及个人品位的时候，却鲜少思考审美是什么。曾繁仁用美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对它进行定义，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是人与对象的肯定性的情感经验。也就是说，审美，审视的是美，而美是我们对审视对象的一种主观而且正面的判断。
曾繁仁主张一种“生生之美”，取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智慧，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他解释，“生生”这个词是动宾结构，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是名词，所谓“生生”实际上就是指“生命的创生”，使万物获得旺盛的生命。
曾繁仁解释，“生生”有个关键环节，就是“气”。《老子》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而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用《周易》的话概括就是：“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就是说，阴阳之道贯穿于天地万物的创生、生长、发育之始终，继之者是天地的至善，成之者是人性之使然，这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美学智慧。
“生生”美学渗透于日常生活中
“生生”美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对老百姓来说有些陌生，实际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生生\’美学作为中国传统的美学形态，同样也渗透于老百姓日常的节庆活动、民间文化艺术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生的期盼、祝愿与感恩。”曾繁仁说。
比如诗歌的意境。曾繁仁解释，“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最基本的美学范畴，也是“生生”美学的重要内涵，反映了“意”与“境”、“天”与“人”的有机统一，生成文外之韵的生命力量。通过“看得见”的去欣赏“看不见”的，而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这正是中国“生生”美学的特殊性所在。
北宋诗人宋祁的《玉楼春》便表现了这种“生生”之美。“东城渐觉春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曾如是评价：“‘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曾繁仁分析，这个“闹”字也正是诗中“生生”之美的关键，它写出了生命的色彩与声音，化静于动，化视觉于听觉，写出了自然的生命力量。
很多读者尤其是老年读者喜爱的戏曲中也蕴藏着“生生”美学。“三五步万水千山，六七人千军万马”，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景致都是虚拟的，就连上楼、下楼也不过是演员端着灯模拟地走几步。舞台上的演员只是在做虚拟表演，观众会调动自己的艺术想象，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的创造，所谓“真景逼而神景生”。
川剧《秋江》里，道姑陈妙常乘船渡江追人，舞台上只有陈妙常与老艄翁两人，全凭老艄翁的一支桨及其划桨动作，起起伏伏，表现满江秋水波涛起伏的情景。台下的一些观众看着看着竟然有晕船之感。曾繁仁说，这种虚实相生的虚拟表演也体现了“生生”美学的内涵。
中国老百姓最为熟悉的年画，实际上也是“生生”美学的所在。比如有的年画上是秦琼、尉迟恭，被老百姓用来祈求平安吉祥，有的年画则是五子夺魁、鲤鱼跳龙门、年年有余、福禄寿三星，被老百姓寓意安康如意。曾繁仁说，中国年画的这些内容，都与中国文化对生存的歌颂与期盼密切相关，是“生生”美学在日常生活和节庆中的体现。
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
在曾繁仁看来，“生生”美学是对中国生态美学形态的一种探索，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方的环境美学。在一度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美学话语体系中，起步较晚的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想要被认可，并不是那么容易。曾繁仁介绍，从20世纪初，中国学者才逐步开始独立的生态美学研究，致力于揭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审美智慧。
近十多年来，中西方一直存在着“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特别是英美学界力倡环境美学，对于中国美学研究者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并不认可。其中，美国著名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就曾明确表示：“我特意避免使用‘生态批评\’。”连基本的认可都没有，遑论评价。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群“知识肤浅的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
2006年，在成都举行一个国际美学会议上，曾繁仁的发言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质疑。对方问他，你所说的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有什么区别？由于英文水平受限，曾繁仁当时只是简单回答了几句。回来后，曾繁仁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回应。在曾繁仁看来，“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论。这与中西方的古代文化大有相关，西方的希腊文化是一种航海商业文化，强调人类战胜自然，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万物立法，而中国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黄河流域则自古以来便是一个自然友好型的生态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从自然规律生产和生活。
曾繁仁说，其实西方研究者很早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海德格尔就根据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为其一”的独特体悟，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学说。梭罗则出于对孔子“仁爱”的向往，提出了“人与自然为友”的主张，他在《瓦尔登湖》里就引用了《论语》中的话：“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曾繁仁认为，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其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可以投身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研究，促进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他也希望外国朋友能够对中国的“生生”美学给予同情的理解与逐步的接受。
曾繁仁说，他老了，精力有限，但他相信，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广大青年朋友一定会不辱使命。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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