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人人应该“读一点”的历史学家
□本报记者 徐敏
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汪荣祖在大陆的名声要小得多，作为海外华人史学家，他的很多研究都具有拓荒性质，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无疑他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
9月23日，汪荣祖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了一场以“后史辩解说”为主题的讲座，就当前历史学中的学术热点“新清史”“新文化史”论等观点进行了阐述，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作为史学家的基本态度。
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
祖籍安徽的汪荣祖1940年出生于上海，成长在台湾。谈到如何机缘巧合去台湾，汪荣祖说因为和父亲早年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读书有关。这所学校于前清成立，民国时期一度中断办学，到民国二十几年才恢复，汪父是恢复后第一届学生。毕业以后在船上做大副，后来一直做到船长。台湾光复后，港口都是日本人掌控，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1947年，汪父和其他好几个资深船长被派往台湾当领港。
汪荣祖十岁的时候，父亲在台湾成立了安徽同乡会，其中一个叫吴博全的老师教授他古文和旧体诗，后来才知道吴博全是前清翰林许承尧的学生。汪荣祖跟着他背古文，学作诗，从而也对文史产生了兴趣，高中时就开始读前四史。高中毕业后，汪荣祖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很不错，集中国南北之精英，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知名学者都有，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中央大学的徐子明。他在南洋公学和陈寅恪同过学，后来留学美国。当时一个德国教授很欣赏他，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深造。民国四年他回到北大教书，傅斯年是他的学生。徐子明非常有学问，但是学生们把他看做老古董，很少有人选他的课，他开设的西洋史课一学年只有汪荣祖一个学生，“所以不敢逃学。”汪荣祖说。
汪荣祖的人生经历非常简单，求学结束后一直教学、研究到现在，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1971年,汪荣祖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毕业，此后在东岸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大学所在的柏堡是一个大学城，人口不多，汪荣祖每天上课结束就做自己的学问，写东西、看书。唯一的问题是资料缺乏，但这些也并非是解决不了的困难。“一方面我自己的藏书很多；另外，柏堡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开车只要4小时，借书很方便。”
在这种安静的环境当中，汪荣祖学术上也取得了越来越丰沛的成果。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学九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多本中、英文著作。
批判地看待学术争议热点“新清史”
近几年，美国史学界流行出一个关于清朝的学术观点，在业界被称为“新清史”。持这个观点的美国学者欧立德等否认满族汉化，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此观点一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而且引发了诸多争议。在9月23日的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讲座现场，汪祖荣也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做出了回应，并摆出自己的观点。
汪荣祖说，对于部分学者热议的“什么是中国”，他认为一直没有深究的必要，“中国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从梁启超开始超过一百年了。在美国，从费正清研究中国起也超过半个世纪了。难道他们连这个基本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这本就是外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疆域扩大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本质。“元、清两朝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政权，其控制的疆域超过汉人政权，使得中国的范围扩大了，中国国力的资本增加了。大清皇朝原是凭借中原之力征服中亚。中原是中央，中亚才是边疆。蒙古族或满族统治的中国仍然是中国。”
汪荣祖的观点十分明确，他认为，“汉化的事实胜于雄辩。”满族对中华传统继承坚实，满洲传统则越来越难以为继；禁止满汉通婚，最后不得不解禁，满汉血统的藩篱得以突破；满族日常生活普遍使用汉语，致使官方维持满语的政令也难以施行；满族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与儒教同样的功能。“新清史视清朝为‘纯粹的满族王朝\’，否定满汉共治的事实。但若从结果看经过，所谓‘纯粹的满族王朝\’的结局岂不是就是汉化。汉化之难挡，一如现代西化之难挡。”汪荣祖感慨，新清史乃美国一家之言，应该受到严格检验，不宜盲从。中国的史学家需要自己的历史话语权，建立学术的主体性，产生自己的学术理论，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和西方抗衡。
因而汪荣祖坚持，清帝国无疑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欧立德难以否认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中央集权体制的延续性，如果硬要把元朝和清朝从中国帝制史中割裂出去，是一个说得通的历史论述吗？新清史学者视满族人为‘外国人\’，明显谬误。”聚焦于历史上小人物的“新文化史”论
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汪荣祖在大陆的名气要小一些，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也不太高。然而汪荣祖的很多研究观点是具有拓荒性质的，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独树一帜。比如2006年出版的《康章合论》，虽然只有区区8万字，对康有为、章太炎两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却是新见迭出，而且清新可读。还有2014年出版的《槐聚心史：钱钟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是汪荣祖作为钱钟书的忘年交，用史家笔法所写的剖析钱钟书内心世界的传记。作为史家，汪荣祖的论断未必都对，但他提出的说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在这次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讲座中，汪荣祖还讲到了现在历史学界中蓬勃发展的“新文化史”研究。他说，新文化史有别于旧文化史，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之异，研究课题也大异其趣，不再偏重学术、宗教、艺术、音乐等等，而讲求下层文化，群众的日常生活，物质文明，以及一般个人、性别、家庭与婚姻等议题，甚至涉及超越阶级的情绪、记忆、遗忘、感觉、期盼、痛苦、欲望、希望、知识制作诸问题。这些议题所探讨的问题，不仅仅要追究历史是如何发生的，更要追究发生的事对他、她以及他们的意义何在？
汪荣祖说，新文化史其实就是要聚焦于小人物，多讲故事，这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又不失历史故事的文化背景与意义。举例来说，拿破仑的厨子有什么样的故事？作为一部男人历史的美国内战史中，有没有哪个女子发挥过什么作用？有没有小人物可能改变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学中的一股清流。”汪荣祖说，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大学者、大艺术家、大音乐家，而是市井小民，甚至说文化史是“被压迫的故事”。而且新文化史在讲小人物的故事时，采用“叙事体”，重视“论述”。不过他也看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局限问题，那就是微观之余，仍需要宏观来统筹，才不至于见树而不见林，甚至见叶而不见树的遗憾。
当代著名学者傅国涌曾经建议大家“读一点汪荣祖”。他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如同九曲黄河，九百九十九道弯，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将这些一一说清楚。我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读汪荣祖的书也会开卷有益。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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