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商人“广东帮”述略

□蔡玉臻蓬莱商人的“广州帮”，发轫于清末，发迹于民初。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营口，中转站设在上海，开拓于广州，渐次延伸至香港。在营口者多住公和栈，在上海者多住三洋泾桥。各个办事处分别立账，每三年回蓬莱集中结算一次。届时，各地办事处的委派负责人向商号掌柜、股东缮发“鸿单”，报告经营成果，商号掌柜、股东则按财股、人股分配利润。当时东北的蓬莱商人所经营的这种类型的商号大约十几家，通称“广东帮”，较有名气的是永和庆与永和丰两家商号。“广东帮”在用人上特别注重从知识层次上进行优化组合，从此开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永和庆和永和丰为例，其骨干成员张子宽、孙桐生等，都是入泮的生员，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秀才下海”。在“广东帮”商人之间，除了商业关系之外，许多商人都是子继父业或弟承兄业。有的则互结儿女亲家，彼此间又形成了姻眷、岳婿、郎舅等双重关系。同姓者有的便互认同宗，定为宗亲。因此，商帮内部，志趣相投，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和舟共济，从未发生过相互倾轧和争斗的矛盾。蓬莱商人“广东帮”，是曾经发生在东北与广东之间的蓬莱商人经营活动的一段往事。

从历史渊源来说，商业活动是蓬莱的传统营生方式之一。蓬莱是古登州府署所在地，曾被称为“海王之国”齐国的出海口，港航活动兴起之后，便具有商业贸易和军事运输的双重功能，也从而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特征。禁海秦汉时期，登州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若干古国已有交往，久负盛名的登州港，是中国东方海上对外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起点港。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港商贸活动的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与明州、泉州和广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有过“沿岸皆水榭，笙歌达旦，商贾云集，富甲六郡，一时成为黄金窟”的繁荣景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海上对外交通贸易历程中，登州蓬莱所形成的一条沟通日、朝等诸国的海上通道，与当时中国西北内陆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同等重要，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但是到了清代，由于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根本不了解海外情形，不认识海权的重要，加之衔恨台湾郑氏（郑成功），下令禁海，片板不得出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航海事业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登州的港航活动，遭受海禁的影响也是极为严重的，海上交通贸易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顺治朝颁行海禁令并非禁绝一切船只入海，“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捕鱼取薪，营汛官员不许扰累。”但是从商业而言，港航已很衰败，商贸遂绝，甚至于空岛，就连登州与庙岛群岛岛际之间的航运活动也没有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虽说开海，鼓励岛民返岛，但开禁却是有限的，恢复起来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曾任山东左监司的方星焕，在山东严施海禁的时期，曾极力奏议请求清廷海禁，致使山东沿海一带的海禁达到了十分极端的程度，结果使登州深受其害。开禁当年，方星焕“呕血而死”，“执政者久而怪其说之诞”，但其影响和流弊却在短时间难以肃清。

史谓康乾是为盛世，但登州由于海禁，舟楫不存，商贾断绝，民不聊生，满目苍凉。而当时的南方不同于北方，南方商通南海、西洋，而洋商亦历重洋而来，北方却没有这一优势。当南方为开禁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相对而言，北方则十分沉闷。当政者却沾沾自喜于“登州地僻而民风淳，土薄而人情厚……民安农贾无险颇之行，车马不远通于淫物，酒浆不夜聚于灵巫，富民不结客于千里”。这是嘉庆时期登州知府杨本昌撰写的一段碑文，时经康乾盛世，开海已逾百年，而登州却仍处于商贸落后、港航活动停滞的状态，从事商业的行为，也仅限于陆地。

由于胶东一带早年的农业并不发达，因此，不少人过海赴东北谋生。据袁式和1944年编撰的《蓬莱地理志》称：当时的“商民为数颇众，以本县人口稠密，多向海北发展，凡满洲之营口、大连、安东、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处，均为蓬莱人营商之地”。流落于辽东一代的蓬莱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走边外”，即到柳条边（清朝修筑的边墙，又称“条子边”）以外从事农业谋生。一类“下关东”，即到辽南沿海一带从事商业活动，俗称做生意。这类经商的“关东客”多集中于牛庄，就是今天的营口市。

纵观我国历史，一贯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其他。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文学语言的形象表述，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借商以强国”的新思维的发声呼吁，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思想碰撞，是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程才发生的变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各种条约，迫使清廷五口通商，从而开辟了东南沿海的航运通道。南下在这种新的政治大环境之下，牛庄（营口）一带部分蓬莱商人开始顺应潮流，扩大海上经营，向南方发展。在蓬莱商界，据说首先打开局面的是乌沟苗家村的苗寅三。由于利润倍蓰，财源所诱，他筹资兴办了一批以营运为主的新型“行庄”生意，出现了经营方式上的新转变。

所谓“行庄”，既不同于固定一地的坐商，也不同于自身贩运的行商，其基本特点是商家利用当时相对先进的贸易条件，从当地组织山货，诸如药材、茶叶、生丝等土特产品，进行东北与广东之间的两地交易，从中获取地区差价。这些商人的资本较为殷实，人员也相对精干。他们委派代办人员分驻沿海商埠当内寓“老客”，负责传递信息，扑捉商机，指挥经营，具体手续则委托各地货栈代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活跃在东北与广东之间的蓬莱籍商人团体，被称为蓬莱商人“广东帮”。

蓬莱商人的“广州帮”，发轫于清末，发迹于民初。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营口，中转站设在上海，开拓于广州，渐次延伸至香港。在营口者多住公和栈，在上海者多住三洋泾桥。各个办事处分别立账，每三年回蓬莱集中结算一次。届时，各地办事处的委派负责人向商号掌柜、股东缮发“鸿单”，报告经营成果，商号掌柜、股东则按财股、人股分配利润。当时东北的蓬莱商人所经营的这种类型的商号大约十几家，通称“广东帮”，较有名气的是永和庆与永和丰两家商号。

一些商号在更新经营方式的同时，为了适应文明经商的需要，便独树一帜地调整人员结构。此前招进商号的应聘者，文化层次不是先决条件，大多都是经过以勤劳为主的学生阶段之后，再通过人缘和表现，才能得到一个商号成员的角色。“行庄”生意则打破了这一常规，不是单纯靠体力和勤快，而是重视学历和知识，直接接纳文化层次较高，能够独当一面的相对高端一些的人才。为了有效地融入十里洋场的上海和舳舻云集的广州，“广东帮”在用人上特别注重从知识层次上进行优化组合，从此开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永和庆和永和丰为例，其骨干成员张子宽、孙桐生等，都是入泮的生员，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秀才下海”。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柳平野，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擅长国画，多才多艺。因久驻十里洋场，受海派画家影响较深，所绘花鸟虫鱼，清新明丽，风格几近虚谷、任伯年。他的案头还摆放了许多大部头图书，包括石印整套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其文化功底可见一斑。商人帮的孙伯慧擅长书法，小篆学邓石如，大篆学吴昌硕，浑厚有力。他在青岛开办的裕生德行庄，典籍盈橱，书香四溢，字画琳琅，丹青映堂，文化气氛十分浓重，在当时商界，绝无仅有。商帮中的杨仲瑶，在五四运动前高中毕业，不少同窗考入北京大学，以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知识水平，升学不成问题，而他却另辟蹊径，就近谋职，步入商界，很快成为“广东帮”中十分出色的少壮派。

永和庆的大掌柜先是苗寅三，后是其弟苗慎五，二掌柜是孙荩忠。孙荩忠，字念臣（1878—1940），幼年受业于名儒孙树圃，经商后曾在旧式钱庄做过事。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对沿线所占民田，当局按价分期偿付地款，此时的孙荩忠便随同钱庄人员到铁路沿线代办钱款发放事宜，从而积累了一定的金融知识。转入“广东帮”行庄后，很快成为骨干力量。五十岁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医中药，通晓《本草纲目》、《医林改错》、《大生要旨》等医药知识，颇有成就。他一生古道热肠，助人为乐，颇受民众爱戴。身后，地方人士曾以“少励学修，功深馈寝；中年服贾，经营有方；晚归乡里，与世无争”二十四个字概括其生平，乡谥“孝靖”，匾额为蓬莱著名书家葛家修先生所题。

蓬莱籍的“广东帮”商人，在家乡有一定知名度的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位之外，还有孙雨浦、王俊升、阮惠忱、李镜堂、李荣斋、姚志诚、姜子寿等。民国末期则有张仲南和孙叔慈等。

在“广东帮”商人之间，除了商业关系之外，许多商人都是子继父业或弟承兄业。有的则互结儿女亲家，彼此间又形成了姻眷、岳婿、郎舅等双重关系。同姓者有的便互认同宗，定为宗亲。因此，商帮内部，志趣相投，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和舟共济，从未发生过相互倾轧和争斗的矛盾。理念蓬莱商人“广东帮”的兴起，是所处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当时商界中新旧两种思想的交替与转换。他们接受了许多新生事物，形成了进步的营销理念，使用了许多趋时顺势的经营手段。譬如，他们较早地利用电报、电话等新兴通讯工具传递信息，通过报纸新闻等寻求商机，率先参与信贷，并具有初步的广告意识等。例如，他们大宗经营的广州广芝馆制做的丸散膏丹，不但包装精致，质量地道，而且配有木刻线装本的产品介绍。他们还尝试营运来自南洋的商品，诸如国外的槟榔、咖啡、雪茄烟等地方特产，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渠道。对于发财致富之道，他们也一反传统，比较彻底地从重农转向重商。旧式商人大多稍有积蓄便寄回老家购置田产，以坐地收租而赢利，逐步发展成土财主。而眼界开阔的“广东帮”商人却认为投资土地的增值率远不如投资商业更易获利。他们认为，唯有博取贸易差额才是求富之源，这也是他们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进步一面。他们不但认为靠土地生财的路子不够宽阔，而且觉得搞实体工业也不是资本积累的最佳选择，认为工业风险太大，因此从不考虑向工业投资入股。抗日战争时期，海上贸易萧条，广东帮的香港行庄发函建议永和庆商号转移部分资金到广州湾接收破产企业的转让，开办一家工厂，永和庆商号的主事者却持反对态度，立即发急电阻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保险业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他们的目光自然会瞄准商业界。一些商人凡有货物转运，保险公司便闻讯而动，竭力兜揽和推行自己的业务，但是各商号却半信半疑，有的参与，有的则拒绝。当时的永和庆商号则是采取自保形式，即每装运一批货物，便参照保险公司的理赔费率，自行提留一笔资金，在自家账内设立专门户头存储，以备不测。这种做法，通常情况下固然可以节省一点开支，但是倘若遭遇意外较大事故，就难以应对，必然遭受惨重损失。

五四运动提倡教育兴国，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办学，而商业界包括“广东帮”人士却大多仍然停留于热衷一般慈善事业，诸如开设同善堂放药施粥，办惜字社敬惜字纸，以及修桥补路甚至修寺建庙等。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蓬莱地区曾一度出现过拆庙毁神等现象，而“广东帮”商人既尊崇儒教，也深受佛道两教文化影响，作为曾经当过永和庆商号二掌柜的孙荩忠，在一片拆庙毁神的呼声之中，却不惜出巨资，由当时蓬莱一区区长孙圣与出面，重新修建了蓬莱城北城墙下真武庙旁的送子张仙庙，三间大殿，数座彩塑，焕然一新。这些举动，又反映出“广东帮”商人不随潮流思想守旧的一面。衰落客观的讲，作为首批沟通南北商品交流的知识型商人，曾经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本身的局限性，又使之难于完全摆脱陈旧窠臼，没能积极跟进时代的步伐。更值国家多难，“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的惨淡经营也是举步维艰，便开始逐渐衰落，芦沟桥事变后更是一蹶不振。1944年，永和庆与永和丰两家商号相继宣告倒闭，兴盛一时的“广东帮”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所谓蓬莱商人“广东帮”的称谓，确切一点说，应当是做广州和香港生意的“蓬莱帮”。他们的一段开拓性的商业经营活动和各种轶闻趣事，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烙有时代印记的商业符号，化成了人们脑海中的一段遥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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