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奖后“封笔”五年莫言新作退入戏曲别开诗情
□本报记者 钱欢青
8月底，《人民文学》杂志甫一发布9月刊物目录预告，读者就“惊喜”地发现了以“莫言新作”为栏目的两个作品预告：一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一组诗《七星曜我》。而莫言的最新短篇小说也将在新一期的《收获》刊登。
这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五年来的首组作品，因此格外引人关注。和众多期盼莫言新作的读者一样，本报记者也在《人民文学》第九期上市后的第一时间买到了该期杂志，先睹为快。那么，《锦衣》和《七星曜我》究竟写了什么？莫言新作又能否打破传说中的“诺奖魔咒”？历史传奇和鬼怪故事的融合
《锦衣》的时代背景设定在清朝末年，其时，大批的山东青年去日本留学，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痛恨清朝腐败落后之现状，深忧列强瓜分中国之前景，于是或受组织之派遣，或自由组合成小组，潜回家乡，刺杀官吏，攻打城市，一时闹得国内革命烽烟四起，易旗呼声高涨。清政府对此深感忧虑，密令各级官员，严加防范，一旦发现潜入故乡、图谋造反的留学生，可先斩后奏。
《锦衣》包括“序曲”“尾声”和十四场戏，故事开始于通往高密县城的一个小型集市上，大烟鬼宋老三打算卖掉自己的亲闺女宋春莲，与此同时，从日本潜回打算“革命”的同盟会会员秦兴邦和季星官也回到高密。季星官之母季王氏丧夫不久，孤家寡人苦撑盐铺，等着儿子回来。高密县令得到密报派出爪牙王豹来抓“革命党”，媒婆王婆为了银子巧舌如簧，把宋春莲嫁入季家，拜堂之时，没有新郎，公鸡代之，春莲受尽苦难。没想到公鸡变人，春宵一刻，却是那夫君季星官披上锦衣假装鸡精。最后“革命”成功，鸡精与人化而为一，季星官和宋春莲“翩翩起舞”。
《锦衣》的故事原型，是“革命党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成为亦真亦幻之警世文本。和莫言此前的大部分作品一样，《锦衣》的故事发生地，依然在高密东北乡。
结局都成“大团圆”
虽然此前未曾写过一部完整的传统戏曲剧本，但《锦衣》显然是莫言创作历程的自然延续，包括此前对话剧的尝试、对戏曲元素的运用和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吸取。如《人民文学》第九期的“卷首语”所言：“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尤其是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向来是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檀香刑》里，有作家对故乡一带的地方戏种茂腔的悲凉婉曲之风的成功化用，而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的后一部分，则是标准的多幕话剧。剧本是莫言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都曾有过非常热烈的反响。”
然而，与此前涉及话剧和戏曲的创作不同，《锦衣》显然更为彻底地退入到了传统戏曲的范畴。如果说《蛙》的后半部分话剧与前面部分的小说形成了文本的互相参照，在形式上颇有创新，《我们的荆轲》以普遍人性戏谑地解构了“大历史”，《檀香刑》中的“猫腔”则以暴烈之气势喊出民间艺人的时代处境，那么如今的《锦衣》则完全退回到了中规中矩的传统戏曲范式。
整出《锦衣》，完全符合传统戏曲的所有要素。比如人物，传统戏曲中的人物都讲求非黑即白，忠奸分明，《锦衣》中的人物也是如此：知县是昏庸贪官，知县儿子纨绔好色，知县爪牙狐假虎威、见利忘义，媒婆巧舌如簧、坑蒙拐骗，婆婆疼儿恨媳、儿媳委屈求全……所有人物都在特征鲜明的个性之下行事，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和复杂性。从传统戏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必要的，它能极为快速地为最普通的观众所接受，但作为文学作品，这样的人物性格设置实在太过单薄。在《檀香刑》中，“猫腔班主”拒绝乞丐代他受刑，虽然气壮山河，但字里行间，莫言依然不忘对其“留名青史”的“动机”犀利一刀。人物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可谓表现充分。而《锦衣》中的人物，几乎全部都在扁平化的单一性格之下。
再比如情节，传统戏曲往往以才子佳人和忠奸（或好人坏人）相斗为故事模板，而且结局往往是好人战胜坏人，才子佳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锦衣》亦是如此，只不过把“好人”或者“忠臣”替换成了“革命党”，“革命党”成了拯救苦难的“包青天”。即便如此，《锦衣》对“革命党”和“革命行动”的呈现也太过简单，戏中两个同盟会会员戏份极少，季星官除了开场见到了即将被卖的春莲，中间穿上锦衣扮成鸡精和娘子相会，没想到这还是个调虎离山之计，“革命”轻而易举就成功了，革命的过程却没有交代，至于其中的危险、当事人思想和内心之复杂，自然也无从谈起。最后，革命成功，鸡精和季星官合二为一，革命者和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因此，以传统戏曲的范式来考量《锦衣》，这当然是一部完整而出色的戏曲，充分说明了莫言对传统民间戏曲纯熟的把握能力，且如《人民文学》之卷首语所言：“《锦衣》自然而自由地展现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而且戏中的语言体现了莫言一贯的鲜活、饱满和蓬勃。如王婆一段唱词：“俺也曾，扬言跳井寻短见，/他却说，你前头跳下去，我后边往下扔(盘。/俺也曾，喝下假药吓唬他，/他捏着俺的鼻子，屎汤子灌进两大碗。”这些贴合人物性格的语言，无不散发着鲜活浓烈的民间气息。
但传统戏曲毕竟属于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在文学性上的缺点有目共睹，尤其是“善恶对立”“忠奸相斗”及至大团圆结局的情节模式和意义旨趣，都是一种“前现代”的观照世界的方式，正因如此，自五四戏曲改革，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便开始进入传统戏曲。及至莫言自己，此前对戏曲和话剧也多有开创性的贡献。因此，概而言之，作为一部传统戏曲，《锦衣》是成功的，对莫言而言也是一次完整的戏曲尝试；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戏曲创作的时代发展而言，《锦衣》是一种“退步”。“七星曜我”开诗情之新意
与《锦衣》退入传统戏曲之范式不同，同样刊载于《人民文学》第九期的莫言新作《七星曜我》，却颇有别开诗情之新意。
《七星曜我》为组诗，由七首诗组成，分别写给七位世界文学大师：君特·格拉斯、马丁·泽尔瓦、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特朗斯特罗姆、奈保尔和勒·克莱齐奥。
恰如卷首语所言，极少发表诗歌的莫言，一出手就是组诗，且的确才情横溢。但把组诗的“与世界文学大师对话”的内容解读成“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在有点把《诗经》中的少妇思春说成“后妃之德”的意思。莫言的这组诗，虽然叙述性很强，且不以传统之意象取胜，却敏锐、深刻，甚至幽默地呈现了荒诞、自嘲、批判，以及爱与狂想等等复杂元素，充满形象力和穿透力。
如幽默和自嘲：“帕慕克扬言要把那些/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愚笨平庸小有成就江河日下/秃顶的男作家的书/从书房里扔出去/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英文版《红高粱》/我摸摸头顶有些恐慌/他笑着说：你不是本土作家呀”（《帕慕克的书房——遥寄奥尔罕·帕慕克》）。
如日常场景和情思飞跃的充沛张力：“老勒站在我家猪圈东侧/手扶着墙/满面忧伤/也许仅仅是惆怅/万里之外的贵客/可不能让他饿着/我们准备杀猪款待他/他脱下棕色皮衣/带着貂皮领子/他非要将皮衣送我/我也没有客气/我找一件棉袄送他/民国初年的东西/但他穿不进去”（《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想念勒·克莱齐奥先生》）。
再如饱满有力的批判：“我说你可以去打铁/打马蹄铁/现在，养马的人都是富翁/你也可以去凿石/有钱人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更有甚者/想把泰山/作为自己的印章”（《格拉斯大叔的瓷盘——怀念君特·格拉斯先生》）。
睽别五年，莫言携一曲《锦衣》回归，实践了他“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接下来，他的三篇短篇小说将亮相九月中旬的《收获》杂志。莫言说，他“尽量打(得让自己满意一点，希望让读者也满意一点”。翘首等待五年的读者们，如果您也对莫言的回归之作感兴趣，或者曾经有过与莫言作品的缘分，欢迎关注济南时报微信公众号（jinanshibao1996）留言或直接发送Email至jnwxdt@sina.com，留下您的看法，我们将择优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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