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怀柔焦知县
刘树伟谭晓君撰文/供图
清光绪末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兴起。为制止义和团的过激行为，时任怀柔知县的黄县（今龙口）人焦立奎及其家人、幕友等十余人被义和团杀害。这一惨案爆发后，清政府对怀柔县义和团进行了追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由“招抚”向“剿匪”的转变。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国难之时
义和团也叫“义和拳”，是19世纪末建立的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其最初的宗旨是设坛练拳，强身健体。“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后来则具有反清倾向，因此一度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外国的教会势力得以在中国城乡急速扩张。面对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义和团趁势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各地设坛演武，“反教灭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教会组织。一时间，各地经常发生义和团杀掉传教士和焚烧教堂的事件。
独揽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江山，企图用义和团来牵制外国势力，于是一改过去对义和团的镇压政策，采取拉拢怀柔的“招抚”政策。在此推动下，义和团运动迅速由山东发展到京津及全国各地。
清光绪十一年（1885），基督教首次传到怀柔县。当时有位美国传教士在怀柔县北房镇郑家庄村一边行医，一边传教。后来这个教士在郑家庄建立了教堂，设立了由郑家庄人史连发任会长的教会组织“长老会”。其后，又先后有两位美国传教士来郑家庄传教。这样，郑家庄的基督教徒由十人增加到四十人，在北京地区影响较大。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北京北部地区。这年二至三月间，义和团部分骨干来到怀柔，在怀柔城镇及一些乡村设坛演武，义和团运动在怀柔县如火如荼般发展起来。郑家庄基督教的发展，引起了义和团的极大愤恨。不久，怀柔县的义和团民众把设在郑家庄的基督教堂烧毁，杀死长老会会长史连发等6人，轰动全县。
义和团怒杀怀柔知县焦立奎
郑家庄教会事件爆发时，当时的怀柔知县，是黄县人焦立奎。焦立奎，监生，光绪十八年（1892）任高邑知县，后任赵州州判。光绪二十五年（1899），调任怀柔知县。焦立奎“性刚直”，为人“持正疾恶”。郑家庄教会案后，焦立奎考虑到义和团肆意烧杀，如果任由他们进入怀柔县城，恐怕就把县城闹乱了，遂立即下令禁止团民进入怀柔城。不久，焦立奎下令没收义和团的粮食等物资予以“充公”，并逮捕了李长清、何成海、曹汉卿等三名当时带头起事的义和团骨干成员。
当时怀柔义和团首领中，有位叫解执中的，曾经考取过拔贡，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怀柔县义和团想在城内设坛，就让解执中入城找焦立奎谈判，结果焦立奎断然拒绝这一请求。解执中恼羞成怒，就策划聚众绑架了焦立奎的刘姓家丁，以此要挟，要求焦立奎答应义和团进城设坛、释放三名义和团首领的要求，否则义和团将把这名家丁凌辱乃至杀死。焦立奎拒绝向义和团妥协，又不忍心看着家丁被害，但苦于手上没有多少兵丁前去镇压拯救，一时一筹莫展。正在这时，被关押的义和团首领李长清、何成海、曹汉卿等三人自告奋勇，说希望戴罪立功捉拿匪首、解救家丁，并希望以此自赎。焦立奎一时没有别的方法，于是决定冒险一试。当下就与三人签订协议，限期捉拿匪首归案，否则三人仍将被关进牢狱。约定时间到了，但三人没能兑现承诺，于是焦立奎把何成海、曹汉卿二人关进监狱，却独让李长清继续缉拿匪首。最终，李长清缉拿无果，害怕跟前两位一样被追究责任，于是，这年8月，李长清与怀柔县义和团首领解执中取得联系，其后与怀柔县义和团张贯一、刘景和等，纠集顺义县里务、俸伯两村团民数百名，里应外合，趁守城军士不备，一举攻入怀柔县城。他们冲入县衙，将知县焦立奎及其妻室子女六人、幕友一人、家丁二人、勇役监犯更夫等五名一并杀害，并将衙署、仓库、监狱“劫掠纵释一空”。其后，他们将坛移设城内，踞住城池。不久，城守都司项淮扬、把总周风瑞领兵前来弹压。城中义和团闻官兵已到，出城迎战。不料刚一交手，义和团团民孙林就被击毙。其他团民一看不是对手，四处溃逃，清兵收复了怀柔县城。之后，李鸿章得知此事，就下令护通永道东路同知刘悛率所部兵勇会同分统武卫前军广东南韶镇总兵冯义和星夜驰剿，并让淮军右翼统领通永镇李安堂由玉田一带绕往协剿。不久，此案首犯解执中及另一义和团头领王被缉拿归案，两人很快被正法处决。
王承榖建祠立碑纪念焦知县
焦立奎死后，清政府对其家属进行了抚恤。当时怀柔县的士绅们，提请为焦立奎建祠纪念。但因当时清政府已摇摇欲坠，封疆大吏疲于应付内务外交，亦无心处理这些琐事，此事遂被搁置未议。1921年5月，王承榖就任怀柔县长，当时离焦立奎遇害已经有21年3个月了。王承榖在向怀柔士绅钟升瀛、曹汝梁等人了解怀柔历史时，知悉了焦立奎的这段惨痛往事。钟、曹等人趁机提议为焦立奎建祠纪念，王承榖慨然应允。祠堂在怀柔县署同乐园一角建成后，王承榖亲自为其撰写了《焦公祠记》，刻石立碑，略述焦公案经过，高度评价焦立奎之大无畏精神。
王承榖说：“公真有宁俞之愚者也！”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的大夫宁俞，在辅佐卫成公执政时，国家内乱不堪。宁俞尽管表面上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但实际却是为国忠心耿耿。焦立奎在处理郑家庄教会事件时，当时的清政府早已下令，对义和团采取怀柔政策，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义和团对外国教会、教堂的激进行为。正因为如此，很多地方官员便以政府有令为借口，对义和团的激进行为不予制止。而焦立奎却“稀里糊涂”般多管闲事，“见匪势猖獗，不忍地方糜烂，初则禁之设坛，继则截粮充公，终系其主者三人于狱”，最终引起激变，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王承榖认为，焦立奎的这种不识时务的“愚蠢”，实是对朝廷、百姓的关心。对此，王承榖认为：“设当时封疆大吏能以公之心为心，不惟忤旨是惧，因循苟且，则丧师辱国，决不至如是之甚。”应该说，王承榖对焦立奎的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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