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籍”,路有多远
“回原籍”政策出台后,相关人士到菏泽市鄄城县人社局办公大厅办理回调手续。□ 本报记者 周学泽
过去一年多时间,各地“回原籍”政策频出。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9年到2020年,山东一些地方相继出台宽紧度不同的回原籍就业政策,其中包括泰安、济宁、聊城、临沂、德州等地级市,也包括五莲县、商河县、平原县、鄄城县、东营河口区等县市区。
放眼国内,“回原籍安排工作”已经成为国内基层人才流动新现象。观察“回原籍安排工作”现象,对研究国内人才流动特点,判断人才流动趋向,具有重要的“窗口”意义。
2020年11月6日,为鼓励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建功立业,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海阳市发布在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回家乡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凡机关事业编制人员,符合海阳籍,父母、配偶或配偶的父母常住户口在海阳的人员,符合年龄、学历等要求,可办理回原籍手续。
此前,2020年9月22日,临沂市发布《关于实施“才聚沂蒙”行动打造新时代区域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临发〔2020〕15号),文件指出,为吸引集聚一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回归临沂、助力发展,现面向全国范围内临沂籍在外党政干部、国有企事业人才开展“沂蒙英才回聚行动”。
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人生有些际遇,或许比“天上掉馅饼”还难以预料。“回原籍”政策对某些人的影响正是如此。让我们慢镜头回放一下,看看回原籍人士的喜怒哀乐。
受惠于“回原籍”政策第一人
山东省最早实施人才回原籍政策的是日照市五莲县,王振刚被称为回五莲原籍工作的第一人,也是山东省第一个受惠于“回原籍”政策而回到家乡的人。
联系到王振刚并不容易,当天,他手机上收,进行案件问询工作。傍晚时分,结束了一天工作,神情略带疲惫的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2011年,王振刚从五莲高中毕业后,考上湖北警官学院;2015年,王振刚大学毕业,思索到哪里工作。
作为家中独子,当年最想回的是家乡山东,但联系了几个单位,没有回音。2015年5月的一天,他发现安徽X县纪委发布了招聘广告。X县虽然属于安徽,但地处安徽省北大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离山东不算远”。
那天,他早早起床,从武汉赶到安徽X县,找到一家旅馆住下来,第二天参加笔试,他觉得考得还不错。不久,他收到面试通知;再往后,他收到录取电话,成为X县反贪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又调到X县纪委工作。
在X县,王振刚天天扎堆于各种案件中,工作非常繁忙。X县虽然和山东不远,但毕竟不是家乡。王振强的父母“并不老”,才50多岁,晚上闲下来,他常常和父母通一下电话,父亲在电话中时常流露出想让孩子回老家的愿望,王振刚也开始关注家乡的招聘消息。
X县东南山区有一个著名的皇藏峪景区,因汉高祖刘邦隐藏于此而得名。秦朝末年,刘邦与项羽为争夺皇位发生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5年,刘邦偷袭项羽的都城彭城,被项羽打败,只身藏在附近的皇藏峪中避难。周末闲暇的时候,王振刚几次到皇藏峪游玩,看着刘邦藏身的山洞若有所思:X县,是不是也只是自己暂时容身之所?
2018年初,为吸引更多在外人才回乡创业,五莲县委、县政府部署实施“莲才兴乡”工程,将“籍贯或出生地是五莲的外地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回五莲工作”列入其中,解决范围扩大到“父母骨肉分离”等问题。
听说家乡有了“回原籍”政策,王振刚十分高兴,他立即向家乡发了回乡申请。五莲县“回原籍”政策发布一周,即有18人从各地陆续返乡,这里边就有王振刚。
2019年7月,在安徽X县工作了4年的王振刚作为“第一批”回乡人才,到五莲县纪委、监委从事“老本行”。
如今,王振刚的孩子刚出生不久,虽然工作依旧繁忙,但在家门口上班,工作和家庭兼顾,这让他心情舒畅。
五莲县县编办工作人员郑轩回顾说:“当时五莲实施回原籍安排工作政策,第一动因并不是今天常说的人才流失,而主要是处于‘惠民’的目的,因为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五莲籍人才在外地工作之后,‘夫妻两地分居、父母骨肉分离’,工作家庭难以兼顾,备受煎熬,许多同志通过写信、电话等多种途径咨询工作调动问题,回五莲工作发展的愿望十分迫切。”
当然,调研中也发现,非本地籍贯的人才,流失度也不低。五莲县每年面向全国考录的部分外地人,他们也受“恋家”情结的影响,有的并没有长期扎根五莲的打算,外地人才不断流失,2010年以来,五莲县机关事业单位共招录1770人(含政策性安置),其中流失到县外201人,占总人数的11.36%,特别是2014年之前,新招录人员未签订服务期协议,人才流失严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才断层和紧缺度。
五莲县“回原籍”政策照顾基层人才流动的情感需求,政策发布一周,即有18人从各地陆续返乡,率先尝到政策的甜头。郑轩说,经过几年“回原籍”政策的实施,五莲县人才断层和紧缺等问题已获得有效解决,现在已经不存在“空岗”问题。
人才的调动
与普通公务员调动相比,事业编制的教师调动异常困难。
2019年12月的一天,泰安A县,天气阴郁,一阵小雨淋湿了学校操场。初中教师妍华从窗格子向外透望,看到操场上空荡荡的篮球架,心情无处安放。
妍华,2014年从山东某财经类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做过城市社区工作,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做教师。做教师对她来说有两个难点需要克服:一是没有教师资格证,二是她的大学专业不是师范专业。妍华英语好,大二就过了六级,很快拿到了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但“非师范学院毕业”给她带来很多阻碍。
山东很多地方招聘教师有一条规定:大学必须是师范院校毕业,而且常常要求教授专业和本科专业相同,这样妍华的选择面就比较狭窄了,山东不作如此要求的县市,东部半岛区域偶尔有,但大多聚集在中西部。
2016年,妍华几乎同时参加了菏泽开发区和泰安A县的教师招聘,两地都是笔试和面试第一,最后她选择了泰安A县。
妍华一度想在这里成家立业,但后来感情遇挫,对她打击很大,妍华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妍华的老家是淄博。2019年11月25日到26日,淄博市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举行淄博市两场专场人才招聘和宣传推介会时,第一次亮出来“回原籍工作”政策,她立刻“捕捉”到了。
正式出台“回原籍”政策到了2019年12月2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淄博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等部门联合重磅出台《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整合后的人才政策共分为5大部分37条。
淄博“37条”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新的人才政策对高层次人才、人才的配偶以及在外淄博籍人才回淄的编制使用上,都明确了相关规定,“全日制学士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淄博籍事业单位职工返淄的,按照‘同级对口’的原则安置,毕业五年内的,可使用专项事业编制,不受接收单位编制限制。”“高层次人才配偶原属机关事业单位的,按照‘同级就近就优’原则对口安置,可使用专项事业编制,不受接收单位编制限制”。
淄博是山东16市中第一个出台“回原籍”政策的地级市,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级城市,轰动不小。
12月2日那天,正好是妍华奶奶的生日,但“回原籍”调动的事情更紧迫,来不及给老人过生日,妍华立即到教育局开了调档函。
教师调动牵扯到学生上课,调动过程影响大,通常是“非假期”不调动,而且常常涉及最低服务期限的问题。妍华当初签了3年期的最低服务合同,到2019年9月,服务期限已满,所以办调档手续前,她感觉“走”不应有什么困难。
但事实是“回原籍”的路很艰难。虽然满了最低服务期限,但这个县对人才调出有专门规定,调出一个大学学历的工作人员,需要县委办公会研究决定。
妍华和父亲找到县教育局的领导,但对方回复:不行。
怎么办?经过多方联系,妍华的父亲一次一次去找相关人员,陈述孩子遭遇的困难,等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拿到档案。
妍华的父亲后来回忆说:“毕竟是调出人才,教育局不主动去办,不协调联系人社局,需要单位,教育局,人社局盖章,有时来回跑多次;转工资关系,调出单位不派人去办,或者说让等。如果职业年金未交,需要等财政局打款,要等一定时间。”
跑了两个月时间,一直到大年二十八那天,妍华办完了全部转接手续。然后,是过春节,春节期间,新冠疫情来袭。妍华后来长舒一口气说:幸亏在疫情来临之前办完了,否则单是疫情,也得多等好几个月。
最顺利的和最郁闷的
并不是所有“回原籍”都那么曲折,也有非常顺利的,顺利得连当事人都惊叹不已。
见到云娜时,她正哄着仅仅两个月的孩子。说起近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她自己也有说不出的“惊奇”:怀着孩子居然实现了跨市调动。
云娜是德州交通执法队的一名队员。2019年12月2日,淄博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后,云娜立即着手回淄博。
云娜当时已经怀孕四个多月,2019年12月23日,云娜递交了返淄安置申请,2020年1月2日,申请就批了下来,幸运的是,德州方面也很顺畅,档案1月10日就调回了淄博,1月12号正式入职。从德州到淄博工作,前后不过20天时间,成为“37条”出台后第一个回淄博工作的人。
云娜的爱人在济南工作,她仍然需要两地奔波,但同是地级市,她感觉在家乡要比过去舒适一些。她原先在德州交通执法队的同事,共有原籍在聊城、淄博等地的7位同事提出了申请,基本都顺利通过“回原籍”政策回到了家乡,这一方面是原领导比较开明,理解大家照顾家庭的“刚需”;一方面原单位也是人们眼中的“好单位”,再招人并不困难。
每个人的境遇不同,人事关系调动有时需要看运气。有一位“回原籍”的同志,他原在新泰某单位工作,后来贯彻国家机构改革要求,原单位划归新成立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他原来与单位签订了最低服务合同,原单位不存在之后,经法律咨询,这种情况可以视为合同期限自动失效,个人调出不再受合同期限制约,他很快顺利地回到了家乡。
应该说,顺利“回原籍”的,当然是充满喜悦;历经曲折办完回调手续的,也算幸运。但有幸福的,就有不幸的,有一些想“回原籍”的,费尽周折,却办不成,从而陷于不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乐春,两年前从曲阜师范大学应聘到中部某市一家事业单位——她的男朋友在家乡,从她应聘成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心想回原籍。今年3月,她的家乡出台了回原籍政策,她感觉机会来了,立即向单位领导递交了调离申请。
乐春和原单位签订了5年最低期限服务合同,因此,仅仅工作两年的她,从服务期限上说不具备调离的可能,但这个县另有一个对调政策,如果从原籍能找到愿意对调的人,就可以突破最低服务期限的限制。
乐春发动自己的“朋友圈”找“对调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从自己家乡找到了愿意调到潍坊的“对调人”。当乐春费很大力气办好了相关手续,老家却不愿意放“对调人”,这就使她的前期努力白费了。
想“回原籍”而回不去的大有人在,这里边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台“回原籍”的市区县,都希望人才回到自己这儿,却不希望人才从自己这儿走出去。一旦和原单位说了想回原籍而“中途夭折”,单位领导和同事会用怪怪的眼神看着你,这让人很不舒服。
“回原籍”的“额外收益”
公职人员带编制“回原籍”,本质上是一种异地公考资格互认,目的是解决本地人才外流问题。
目前,山东省一些地级市面临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山东中部一位地级市主要领导透露,现在全市每年流失人才1万多人,而且基本有学历有技能的年轻人。该地级市下辖县的一位教育局局长补充道,全县一年考上大中专1万多人,每年毕业回来2000多人,
山东的西部县市,人才流失比中东部更多一些。比如,菏泽某县人社局统计,当地“回原籍”人才政策出台前,中小学教师编制7715人,空缺453人,实行编制备案制的县直公立医院备案编制1702人,空缺527人,乡镇卫生院编制1702人,空缺205人。2016年以来,已有394人从该县机关事业单位辞职或调出。该县人社局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办公室主任说:“在学历层次上,全县1.9万多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第一学历专科学历的大体上能有3000人,本科的最多2000人”。
一个地方的活力终究要体现在人才上,其中年轻人才更被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有位地方领导坦言:招来大学生,主要是对本地工作有益;即使不考虑工作,单看结婚、买房等消费,至少拉动经济增长“200万元”不止。
一般情况下,人才“回原籍”,因为有血缘和乡情等因素,人才对地方的“粘附性”较强,人才回原籍之后,轻易不会再跳槽,这也使实施回原籍安排工作政策的地方越来越多。
当然,“回原籍”的动力不只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基层工作者本人而言,渴望“回原籍”也是正常的心理需求。
罗叶,2016年从德州学院毕业,参加潍坊市D县的公招考试,在该县的镇上单位工作,如今正办理“回原籍”手续,她说:“不在异乡基层待过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感受。”
笔者还接触了多位“回原籍”的基层公职人员,他们的感受有如下共同点:“原籍”在人生体验上先入为主,“异乡”认同难度大。在大城市,很多人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和“外地人”相处反而不难沟通,在异乡基层则不是如此。异乡基层周边的人都是本地人,外地人很少,人都有本能上的“排异心理”,即使他们不排斥你,你自己也会感觉和他们有一些“不同点”。当然,最直接的体验,就是基层生活确实不便利,像罗叶今年刚生了孩子,很多物品需要跑到县城购买。
在异乡基层乡镇工作的人,进县城的难度极大,每年进县城的名额有限,一般通过考试来决定,而且,考试也是有“门槛”的,有年限、职称等各种限制,至于跳槽到地市以上城市,难度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异乡基层乡镇工作者,会特别渴望回到原籍工作。一位回到原籍的公职人员说:“基层重视人情关系,家乡有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种同学,有父母积淀的各种熟人,办事很方便,我在外县工作一辈子也达不到‘回到家乡一刹那’的社会关系。”
除了工作上“起码对等安排”之外,还能获得亲情、乡情、生活场景熟悉等更多“额外收益”,所以,因此“回原籍”对异乡基层工作者,具有特殊吸引力,这也是催生“回原籍”政策的强大力量。
优化抉择与零门槛
从国内看,河南栾川县、山西沁源县和阳泉矿区等较早发文鼓励在外地工作的本籍公务员回乡工作;从山东来看,继五莲打响招聘人才“第一枪”之后,从2019年10月以来,山东一些市县的“回原籍”政策出台密集。
2019年10月12日,平阴县发布《平阴县域外在编人才回调管理办法(试行)》。
2019年11月8日,菏泽人社公众号发布《鄄城籍在外地工作人员回鄄工作的意见》。
2019年11月12日,济南市商河县发布“商河籍在外人才回调工作公告”。
2019年12月2日,淄博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
2020年1月5日,菏泽单县县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外地工作人员回单县工作的实施意见》,“年龄在40周岁以下,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可放宽至45周岁”。这是菏泽的第二个县发布回原籍政策。
2020年1月7日,青岛市下辖平度市印发《平度市域外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优秀人才引进暂行办法(试行)》,畅通域外在编人才回调渠道,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2020年3月11日,德州市平原县发布“平原籍在外机关事业人员回平工作”的公告,年龄放宽到40周岁。
2020年4月30日,泰安市下辖新泰市发布《关于新泰籍外地工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回新泰工作的公告》,新泰籍或者配偶、父母在新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可以回新泰工作。
在这些市县当中,菏泽鄄城的“回原籍安排工作政策”,被认为是开放度最高。鄄城县的政策提到:符合条件的鄄城籍在外地工作人员回鄄城工作,其配偶、子女或子女的配偶符合条件的,都可按照同层次对口安置、就近相近安置等原则,一同安排在鄄城工作。这项政策被人们简称为“一人回原籍,全家安排工作”,引发全国关注。
从各地统计数据来看,“回原籍”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据淄博市编办统计,“回原籍”政策实施半年,申请回淄博的总数大约有五六百人,其中已经回淄博上班的有99人。
作为最早实施“回原籍”政策的五莲县,据该县编办统计,实施“回原籍”两年多,实际回县人数38人。
2019年11月,鄄城县发布“回鄄工作”意见后,半年时间,该县共接到111人的报名材料,涉及12个省级行政区的28个市、39个县,第一批23人已办完调动手续。
2012年是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重要转折点。当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达93727万人。
近两年,人口和人才流动表现出新动向:一线最强城市北京和上海人口和人才落户门槛收窄和提高,北京户籍人口连年下降,上海人口增长趋慢,省会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迎来做强做大的最好时机,许多地级城市和县域则出现了人口和人才净流出现象。
过去,“两地分居”概念是说夫妻两地分居工作,但现在的夫妻不仅需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还得照顾双方老人,而小夫妻也常常需要老人照顾孙辈。因此,目前“两地分居”的内涵,就扩展到“家庭上下三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两地分居”的家庭越来越多,这对“回原籍”政策也有催逼作用。
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在外省县域以下工作的基层人员,对于回山东工作期望度更高,尤其在中西部省市区的“山东籍”人士,一旦山东家乡出台回原籍政策,会立马响应,毕竟山东作为沿海开放大省,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三,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相比,还是具备相当大的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当然,地方上打“亲情牌”吸引人才,很难抵御市场的力量,吸引人才终归是“打铁还得自身硬”。笔者曾问几位回原籍工作者:如果你本身在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工作,会不会返回家乡?对方大都说“不会”。这就说明,返回原籍工作,根本上还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行为,是综合比较后的一种“优化”抉择。
目前,淄博吸收回原籍人才99人,是“回原籍”政策实施效果最好的地方,其他地方大多只有二三十人。淄博产业底子雄厚,是全国化工产业配套最齐全的城市,一些专业人才回来就有用武之地,“家底相对厚实”的财力,也足以支撑“不受接收单位编制限制”的制度创新。
但对一些经济条件发展相对落后的县来说,吸引人会面临“两难”问题。人才回来是好事,但吸引人才是需要投入的。2019年,鄄城县出台人才回鄄工作意见后,县财政在人才工作上投入1.1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02%,这对于一年财政收入仅为8亿多元的鄄城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道理上讲,一方面希望年轻的人才回到家乡,一方面一个地方的人才“够用”就好,毕竟给暂时用不到的“人才”支付薪酬,从经济上讲是“额外支出”。如果吸引过来很多人才,而这些人才事实上又没多少事干,既浪费了钱,最终也不会留住人才。
因此,人才发展舞台和地方吸引就业的能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往往呈现正比例关系。大城市之所以能更好地吸引人才,是因为大城市普遍产业发达,一方面吸引就业的能量巨大,一方面也能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舞台。
县域经济则各有千秋。山东有些县域,因为第二产业发展强劲,起步较早,能够较好地吸引专业人才,但对于工业发展比较迟缓的地方而言,因为没有产业支撑,吸引人才的能量有限,人才即使来了也很难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就第三产业而言,县域经济因为人口聚集有限,服务业发育不足,大多不具备长期、大量吸引服务业人才的条件。
总而言之,“回原籍”是在市场就业环境下的地方人才补救措施,打的是“感情牌”,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人口人才热衷向大城市聚集。
2020年4月30日,济南市出台《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济南由此被称为国内继辽宁沈阳、江西南昌之后,国内第三个实施“零门槛”落户的省会城市。“零门槛”落户,意味着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已经从“争夺人才”转向“争夺人口”,这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势必也会给市县区域吸引人才和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城市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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