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研究日照古地名,是一种学问,这叫地名学,是很重要的!” 在北大教授张传玺指点下探考日照古地名文化

黄海晨报 2020-04-08 09:17 大字

张所昆

在中国,提起北京大学,谁不向往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文科生参加高考,就曾梦想着能考入北大历史系。但是,梦想与现实总是有反差,最后录取我的是南方一所普通水运院校,专业属于经济管理类。这与“北大”相比,与“历史系”相比,都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人生如梦,命运有时也爱与人开玩笑。谁能想到,已经从事港口工作二三十年,年届五十的我,竟然还会有幸结识北大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近年来我痴迷于日照地方文史研究,得到了他热切关怀和大力指教。

这位北大老教授,是张传玺老先生!张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经师从翦伯赞,并任其助手。他发表有大量的学术论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27年张教授出生于日照县涛雒镇,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代名人,日照人民以他为骄傲。耄耋之年的他,对故乡仍是念念不忘,怀有深厚的感情。

有必要再具体介绍一下我自己。水运院校毕业后,老家青岛郊县的我莫名其妙地被分配到日照一港口企业,继而在这里安家立业了。200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车祸,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后来不得已办理了离岗休养。长年赋闲,总得找点事儿做,我就发挥自己爱好历史和地理的特长,开始揣摩地方历史文化,对日照市许多古老地名的来由进行探索,并执持不少独到见解。

因为久仰张教授大名,2016年末,我将已见报的数篇关于日照古地名考证的拙作,大胆地邮寄给素昧平生的张教授。他收阅后,在头一两天里,即一遍又一遍打电话联系我,可见他对我寄去的文章是多么重视啊。尤其是有一篇《涛雒缘何取“雒”字》,让他欣喜不已,赞赏有加。张教授反复问讯我的家世和我的学历,看得出来,他对我以及我的文章,抱有很大兴趣。从此,我与张教授便开始了忘年之交,虽然从未谋面,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数年来,通过电话交谈或书信往来等方式,他老人家常常是在为我一个人讲授学问,并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还一丝不苟地审阅我寄去的一篇篇文史研究稿件……如此的“一对一教学”,让我受益匪浅,自感学识大长,并在心灵上得到一丝慰藉——— 漫漫人生路,自己也算是与“北大历史系”沾上一点边。

张教授看出我对考证地名情有独钟,认定我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鼓励我说:“你研究日照古地名,是一种学问,这叫地名学,是很重要的……我很支持你!”他还在赠我的一本新书扉页上写道:“你对日照的老地名之热情、认真调查研究,感动了任何日照人。”在地名研究上,我向他请教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已发表的关于“石河县”“海曲”和“东夷”的篇目中,就包含有张教授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张教授阅读我寄去的考证文章,非常认真,譬如,他曾指出拙文《这个“冫口”字谁认得?》标音“zhàn”,声调是错误的,应读一声。

张教授偌大年纪,依然保持着超强的记忆力。老人家无数次给我讲述他脑海中日照的山川地理和故事传说,其中有不少事情,我以前闻所未闻。他多次将他的一些著作赠寄给我,特别是与家乡有关的书文,如《涛雒旧事六百例》《海曲盐官两千年史事八议》等,他还向我讲述他写作《难忘童年少年时》的故事花絮。张教授的个人专著和主编著作多达二三十种,我粗读了其中的《中国古代史纲》《翦伯赞传》《中华文明史》等,还不到十种,从中也领略了张教授渊博的学识。

张教授每每教导我要重视调查研究,要多读些史书古籍,更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他还特别向我指出考古的重要性,认为我“考古做的很少”,又强调“考古要见到实物,否则,发表意见很难”,并教我一些考古常识和小窍门。说起我参与考古的经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日照文化界的朋友们或许还能记起,《大众日报》曾刊登拙文《“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后来张教授读到此文,非常兴奋,鼓励我要深入探索下去。2017年春夏之际,河山风景区在山顶地带施工,意外挖出了古建筑遗迹,我将此线索打电话提供给市电视台,“日照新闻”节目组来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之后播出了《河山土层下发现青砖与碳灰疑似古迹遗址》。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张教授在与我一次通话中才得知此事,他问:“你亲身前往文物部门做汇报了吗?请专家考古了吗?”我回答:“还没有。”张教授有些不高兴了,以略带批评的口吻叮嘱我:“一定要报告给主管部门,加以保护,无论它的价值大小。”“你汇报给有关部门,管不管是他们的事,你不汇报,就是你的不对。”尔后我便专赴市文物局进行了详细汇报,并陪同文物局派出的多名专业人员登上河山,算是补救落实了张教授的嘱托。从上述事件中不难感受到,张教授对待出土文物是何等重视啊!他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给所有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树立了榜样。

第二件事。碑廓是一个千年古镇,人文历史积蕴深厚,我前后去过那里不下十余次,在“碑”上下足了功夫。起初张教授看了拙作《日照古镇碑廓,名字或因项橐》,对文中观点表示惊奇,甚至还有所怀疑。后来他审阅了我撰写的长篇考古调查报告《碑廓“大碑”哪去了》,以及论文《碑廓缘何读“碑guō”》,转而对我的观点开始表示认可了。考古行动产生的特别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忆想往事,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张教授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为人处事时时彰显着师者本色、学者风范。我俩交往快有五年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没有一点架子。前不久,他语重心长地寄语于我——— 做学问,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要守正和创新,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老中青学者,都要远离个人的名利,身外之物最要不得……

今年春节前,我收到张教授发来的一个快件,内有他写的信,还有他赠我的一本新书。张教授信中既有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之语,又有对我的建议,较之以往明显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和高度,即:要想在历史研究领域走得更远,还必须用哲学思维和社会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对我这个民间的文史爱好者而言,如此的标准和要求,似乎有些高远,这就促使我今后必须付出更大和更多的努力。

每次书信来往,针对我正在开展的文史研究课题,张教授都会热情地给予一些指点,这次也不例外,在信的后半部分,他与我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涛雒镇“上元”下元”两个村名来由;二是对“星槎”一词的认识;还有关于孔子与项槖的故事。

回想张教授一次次的点拨和教导,我直感如沐春风,恰似醍醐灌顶。人到中年,半路出家,我开始迷恋上日照古地名文化,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幸遇上了张教授,可真是我的福分啊!正是得益于张教授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栽培,我早已不局限于对日照古地名的探究,而是扩展到了日照人文历史的诸多方面,并不断有文史类作品见之于媒体。

张教授所赠新书是《封建王朝的兴起 张传玺说秦汉》,封面上还有他老人家的题字:“赠张所昆老友一阅”。张教授给我写信或留言,因为都姓张,起初他亲切称呼我为“宗亲”,后来改称“同志”或“贤契”,现在他又呼我为“老友”,这可就令我愧不敢当了:他为史学泰斗,我乃无名小卒,正式给他当学生或者关门弟子的话,恐怕还都不够资格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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