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的前世今生
漫画/胡丁
当人们热情谈论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阴谋论时，当代的生物武器早已身处边缘化的窘境，核武器在上世纪40年代的成熟，使生物武器彻底退出了战略摧毁力量的竞争。二战后，绝大多数国家先后放弃进攻性的生物武器研发和装备。这并不是源于道德感召，而是它带来的麻烦和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可能的收益。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中国多次疫情中，都有一些人认定病毒是人造武器。虽然迄今为止的每一次病毒基因溯源，都有很强的证据指向它们属于自然界变异，但毕竟普通人缺乏相应的专业判断知识，仅仅强调这一点，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大象公会发表侯知健的文章，介绍了生物武器相对鲜为人知的现状。
生物武器从未实现高杀伤能力
人类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非常久远。比如在僵持不下的攻城战中，进攻方把尸体、特别是传染病患者的尸体作为武器丢入城内，类似行为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战争史中，不胜枚举。近代之前，由于人类极度缺乏清晰有效的防疫手段，哪怕是“健康人”自身，特定条件下都足以形成强有力的生物武器。例如经历了长期的进化淘汰（扛不住的都病死了）后，健康欧洲人身上携带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种类远高于印第安人。在对美洲的殖民过程中，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人枪炮的比例非常低，90%以上是死于接触造成的传染病。即使是友善的共处，也足以引发对印第安人毁灭性的瘟疫。
但和其他武器（比如枪炮）的发展大趋势相反，随着人类在生物学和现代医学领域的快速进步，生物武器的硬杀伤能力在20世纪之后急剧下降，在今天已进入历史上最低谷时期。
现代生物武器诞生的初衷，是希望以廉价的方式造成尽可能大的杀伤——理论上，通过致病微生物在感染目标后的不断繁殖和扩散，一颗携带病菌的炸弹导致一个城市的居民致病、并死亡大半，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拥有这种武器，只需要极少量的弹药和小规模的军队，就足以形成毁灭性的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直到今天，这个理论仍然是生物武器研究者们不断强调自身重要性、争取更多经费投入的核心论据。
现代生物武器的研发，始于1900年之后的德法两国——它们是最早建立微生物学的国家；随后日本、苏联、英国、加拿大、美国等纷纷跟进。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导致2500-4000万人死亡，迫使一战提前结束，空前直观地展示了生物武器在杀伤能力上的前景。因此在1920-1930年间，生物战理论发展到它的巅峰：各国试图将其发展为类似今天核弹头地位的战略性武器，其打击目标并不仅仅是包括平民的人，而是函括农业作物、牲畜在内，致力于全面摧毁目标国家的整个基础体系。
英国生物武器创始人汉基在1925年写道：“以枯萎病摧毁农作物，以炭疽热杀死马匹，以鼠疫使整个地区而不单是军队受毒，这便是军事科学无情进展的路线。”当下的“人造病毒”谣言，和此类战争理论相比，就是《读者》式的抒情散文。
但从1917年德国用间谍对协约国阵营的骡马接种鼻疽假单胞菌开始，直到1984年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对伊朗使用生物战剂，现代生物武器从来没有取得过预想中的杀伤效果，对正面战场的最终结局均不形成实质性影响。即使抗战中，侵华日军面对毫无对等报复能力、也完全缺乏防御能力的中国军民进行的大量生物战也不例外。核武器在上世纪40年代的成熟，使生物武器彻底退出了战略摧毁力量的竞争。
两伊战争中，伊朗军队死亡数十万人，而伊拉克的生物与化学武器合并导致伊朗5000多人受感染，而病死率在15%左右，造成死亡不到1000人。正如美国研究者查尔斯·史都华所言，现代的生物武器“与其说是致命性武器，不如说它是恐吓性武器。它们引起的恐慌与它们制造的伤亡是不成比例的。”
早已成熟的生物战防御体系
对于生物武器有限的杀伤效果，前苏联的相关事故是一个极佳的素材：1979年，司维德洛夫斯克的生化武器工厂（代号“十九号大院”）因为通风过滤设备故障，导致武器级的炭疽芽孢泄露到空气中，并大量扩散到城市内。由于行政隔阂等原因，城市官员直到一个星期后才确认突然暴发的传染病是炭疽热，事故导致近5000人遭受感染。这已经是生物武器袭击中最理想的背景情况。在长达数天时间内，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机制处于混乱低效状态，人工传染病顺利完成初期传播扩散。但即使是这样，疫情确认后，仅依托二战后的常规公共医疗体系支持，靠服用大量抗生素，最终仅有约70人死亡，而且没有24岁以下的死者。
未造成预想的杀伤效果的核心要素有两点。相对次要的一点是，炭疽的传染和致病致死能力并不算太强。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二战之后，随着微生物的繁殖和传播模式被摸得越来越清楚，新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抗生素被大量应用，生物武器——特别是细菌类的生物战剂——的作战效能被极大地抑制，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低谷的时期。
比如志贺氏菌导致的痢疾，早年一直是战争中致死的重要因素，经常一场战争下来，因痢疾而死的人，远远超过刀剑枪炮下的亡魂。但到了二战期间，它甚至连被当作生物战剂候选对象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当时通常的卫生防治措施，就足以有效地应对这种疾病。
实际上，针对生物武器的有效防御原则，直到今天都没有超出二战时期的理论框架基础。美国早在1942年的一项战时研究中，就提出了针对生物战的三级防御体系。
最基础的底层防御，是建立起广泛、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对贫民窟这样的人口聚居区，实现疫苗接种等防疫措施的普及，消灭瘟疫暴发的温床。中间防御是在各个企业、单位，建立常备或半常备的防疫措施，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和食物引发疾病的风险；其涉及到的大多数措施，在今天依然是标准配置，如喷洒消毒剂。最后一级防御适用于紧急情况下：政府将调动/扩充包括各医院在内的私营/公共卫生医疗设施以应对疫情；组织部队实施对媒介（如跳蚤/老鼠）的侦察和对污染的消除；设置流动的生物战医疗小组；划定和维持隔离区，从危险地带疏散未感染人群，分发口罩面具和药物，接种疫苗等等。只要能满足这套体系的必要前提——信息能及时通畅地上下传达，人们有效参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防疫工作，在人类所知的范围内，无论何种厉害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突发的自然疫病，都能有效应对化解。它们依然会导致一定数量的死亡，但不再可能实现对整个城市人口的结构性毁灭——即使是在缺乏疫苗和针对性药物的情况下。不过，对社会秩序的严格管制，是切断疫情传播的杀手锏，但经济代价非常高昂。
高昂的维持成本
论传播力、致病性、致死率、治疗难度，在人类所知的传染病中，炭疽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早已排不上前列——合适的抗生素治疗方案，可以将它的死亡率降到极低。但它依旧能成为各国生化武器库的绝对主力。原因是：一、能合格成为武器的微生物少之又少；二、生物武器的长期、大规模维持费用极其昂贵。
要作为武器，它要兼具可靠的储存、运输、起爆扩散能力和环境适应性——散布后能耐受冷热气候和日照，这些条件足以剔除绝大多数微生物。比如日本在二战期间，无法解决钢制弹体在起爆过程中，炸药的高温高压燃气导致炭疽杆菌和跳蚤（携带鼠疫杆菌的媒介）被高比例灭活的问题，最后只能采用陶制弹壳，以减少炸药用量——这使得炸弹在储存和运输中的安全性极差，根本不能说是合格的武器。而炭疽杆菌拥有微生物中极其罕见的环境适应和生存能力，它的芽孢能在沸水中存活数小时，在不萌发的情况下可以存活数十年——后者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要素。
生物武器面临的最大问题：储存寿命非常短。细菌类的生物战剂，还可以用琼脂、肉汤等形成外部的营养环境，通过大规模的发酵和浓缩来进行制取，每公斤的造价通常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是病毒必须依靠宿主细胞中的资源来进行自身的复制、释放完整病毒颗粒；因此它的量产要通过鸡胚或者细胞来培养，所以病毒战剂价格比细菌战剂要高出2-3个数量级，少则数百倍，多则上千倍。事实上，要维持一个大规模的生物武器库，储备必须常换常新，费用惊人地昂贵。
这进一步降低了生物武器的吸引力——如果十年下来都没机会用上，无法迫使对手进入紧急管制状态，那么对手没经济损失，自己倒是要年年大笔掏钱，这到底是谁在承受生物武器的攻击？而且，细菌的传染、病毒的变异都是六亲不认的，不会跟人一样讲政治。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巨大的人员物资跨国流通量，各国在生物安全上都处于相互捆绑的状态。生物武器无论日常保管还是实弹投放，都存在危害自己人的危险。
一战之后，哪怕是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二战期间，所有具备生物战报复潜力的国家都没有遭遇过大规模生物战。这使得和平时期的生物武器军备竞赛，越来越缺乏意义。
1969年，美国签订《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开销毁了库存的数万枚生物武器炸弹，进而推动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只保留防御性的研究内容。这种看似自我阉割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而长远的实际利益。
当下各国生物武器研发有两个核心特征。其一，进攻性与防御性的研究是一体两面；其二，军用和民用的技术基础高度通用。保留防御性研究的真实含义，就是不装备、不使用生物武器，但不中断对前沿生物武器的前沿概念和技术研究，平时作为防御手段，到战时条约破裂，依然可以快速转型、研发制造出相应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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