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我们的“六一”
全媒体记者 王蓓蓓
“六一”是快乐的童年，是令人回味无穷的童趣。
从1950年我国庆祝第一个国际儿童节至今，无论是“60后”“70后”，还是“80后”“90后”，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着自己专属的“六一”记忆。
这个曾经专属于自己的节日，充满难忘、有趣、快乐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让我们一起乘着时光机，邂逅儿时的你，重温快乐的节日！
60年代?戴上红领巾比吃肉都开心
讲述人?焦光香 职业?老师 后村镇焦家集村小学
我最初的“六一”记忆，在一个叫“育红班”的地方，我的“六一”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个年月虽然文化生活贫乏，但每一个学校都很重视“六一”，那是孩子们最隆重、最向往的日子。
进入五月，老师就会挑选去演节目的孩子。那些长得可爱的、活泼伶俐的，年年岁岁总会在这样的日子里格外的自信、与众不同，他们总是很自豪被选中，这样很多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上课，很骄傲地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簇拥下，昂首挺胸地出去排练节目。而我正是其中一员，年年“六一”节目的主角人物。
那时的节目都是老师自己编排的，什么“大和尚”“小和尚”、表演唱、独唱等等，其中的动作也是老师们现编现排。最高级的、唯一的乐器，就是老师手中的那把不知年代的二胡，伴着老师的二胡，我们一遍一遍卖命地排练动作、练习歌唱，常常还没到“六一”，嗓子就哑得不行了。
关于“六一”，最让我向往、难忘的还是入队。
上世纪60年代，“六一”儿童节是要戴红领巾宣誓的。在当时，这个荣誉可不是谁都能享受上的，每个班也就5个小朋友入队，得打报告递申请，平时还不能犯一点小错误，才能被选中佩戴红领巾。当天能戴上红领巾，那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比吃到肉都开心。
还记得那些让我们充满敬意与崇拜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我们戴红领巾的一刹那，是那么神圣、那么刻骨铭心，到现在我都记得是谁给我戴的红领巾，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让人终生难忘的入队日，那一刻是那么光荣、那样难忘；那一刻，让我瞬间有一种使命在肩的神圣感，以至于到现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70年代?献词是“六一”一件大事
讲述人?柳絮 职业?公务员
“六一”的阳光总是无比耀眼，直到现在想起来，树叶都是镶着金边的。
操场边的杨树叶子在晨风中摇着，才刚八点的样子，阳光就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正排队的我们身上。
每年的“六一”，献词都是一件大事。
所谓的“献词”，就是学校从所有班级中找二三十个学生，在“六一”汇演开场之前，献上一段对伟大时代、美好生活的歌颂。
每年献词，我都是献词队中的一员。献词队有男生有女生，前面有两个领词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要选普通话和外形条件都比较好的，一般是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在后面献词队伍的，差不多属于“跑龙套”吧。
一般“六一”前一个月，音乐老师就开始各班挑人。记得有一年，一看音乐老师拿着本子出现在教室门口，我就故意趴在桌上，“后面那女生，抬起头来”，我只好抬头，“好，一会去办公室报到。”可能小时候在乡镇上学，我算是比较白净清秀的，每次都被选去，下午最后一节课总要彩排。
虽然只是在后排举着彩纸做的花球，背到一定的地方，就要双手举着花球，大声说上几个句子，无非是“热烈祝贺”“为明天时刻准备着”等等短句，但排练很是认真、一丝不苟。
排好队，往乡镇大礼堂走的时候，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镶着白杠的背带裙，手拿彩色纸花，有时还扛着彩旗，在其他同学羡慕的目光中紧跟着军乐队走在队伍前面。这时镇上的人们都纷纷驻足观看，军乐队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还唱着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
献词是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排好队形，根据老师的指示上台，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现场实景彩排，所以总有同学走错地方，我们就在老师的提示中上台，在明晃晃的舞台大灯下，热得浑身是汗，站队形、晃花球、背句子，其实也就三五分钟，献词终于完成了！“六一”一件大心事也终于完成———接下来，就全是玩了。
80年代?新裙子、零花钱，一根冰棍乐一天
讲述人?刘艳 职业?个体经营者 莒县夏庄镇一村小学
记忆中的“六一”常下雨，偶尔过一次特别兴奋。
头天晚上，我都要到舅舅家住下，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和表姐表哥一起去学校集合，再一起到镇上。
那时，我们村里的小学没校服，爸妈给买的新凉鞋、新裙子，都从“六一”这天开始穿。
新凉鞋也有甜蜜的负担。到镇上礼堂步行六里路，加上新凉鞋塑料的材质，经常把脚磨破。
印象中，镇上的礼堂特别神秘，看着“五颜六色”的同学在上面表演，总想自己啥时也能上去演一回。
其实，我们也精心排练过一个节目，是语文老师给排练的。
那是个男老师，四五十岁的样子。他带着我们排练了很久，当天我们也精心打扮、统一化了妆。
当时，正是忙农活的日子，大人根本没空管我们，一个同学从家里拿来一个红色纸盒子的散粉，盒子的顶部有一小个圆饼状的胭脂，孩子们哪会化妆，也不知道用粉，就拿那个胭脂扑，在腮上按两个特圆特红特大的圆点，其实相当难看，但都自我感觉美美哒。
演出开始前，现场一个统筹的老师问我们有没有节目，没想到，语文老师竟一口回绝，我们难过极了，从此再没排过节目。
那时候，吃零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六一”的一大快乐，就来源于一根冰棍。
每年“六一”，妈妈都会给我几毛钱，最多一次好像是五毛钱。
礼堂外，糖葫芦、粽子、冰棍等，一溜排开。
原本老师领着是不敢买零食的，一怕掉队，二怕挨吵。
有一次，老师有事儿，我们自己回的家，那次就买了支冰棍，一些条件好的孩子会买雪糕，8分钱一根，白色的是奶油味的，咖啡色的是可可味的。舔上一口，快乐能装满一天。
吃完冰棍，又盯上了土路两边的麦地。
麦子快熟了，随手采一个，放小手里搓一搓、吹一吹，吃起来甜丝丝的，味道真不错。
想想肚子里装着的好吃的，便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
90年代?童年的“六一”是额头上的红点
讲述人?萌萌 职业?文员 实验二小
那时候，“五一”有七天假，过完这个小长假，我们就开始数着还有几天才到儿童节。
庆祝“六一”，当然少不了举办联欢会的“传统”。五月还没到，就有同学追着老师问：“‘六一’节演什么节目呀？”
记得班里的文艺委员，是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生，终于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了，格外积极地出谋划策。参加表演的孩子们，也有自己美美的小心思———表演的时候可以画舞台妆、穿新衣服啦！
负责给学生化妆的一般是班主任老师，一支口红就可以画一整个班。红艳艳的嘴唇加额头一点红，才是一个完整的妆容———不要笑话老师们不懂化妆，那时候的照相馆也是这样给小孩子化妆的，最重要的是在额头上郑重点下那个红点，那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在我的照片里，一直到三年级都有这个红点的存在。
也有时髦的老师带来眼影和腮红，扑出一张张红彤彤的小脸蛋儿和亮晶晶的彩色眼皮。平日里素面朝天的老师们，也不讲究什么化妆技巧，只管浓浓地涂上颜色。偶尔翻看到小学过“六一”节的“舞台照”，也不知道自己和同学们，当时怎么会顶着调色盘一样的脸，还很真诚地觉得好看。
一年级时，对“六一”很有新鲜感，候场时，我们几个好奇心旺盛的小伙伴到处转悠着，看看别的班级是什么样的服装。有的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扮演鲜花；有的穿着红肚兜好像去赶海的哪吒；还有的打扮成毛茸茸的小动物。
高年级的女孩儿们穿着水袖跳民族舞，看到我们几个越凑越近，快要忍不住伸手摸一摸长长的袖子了，小姐姐们在意地揽着袖子拎着裙角躲开，害怕把演出服弄脏了。
我们班当时的表演服，只是T恤加短裙，虽然看上去不像别的班那么有趣，我心里却很得意。表演完后，这套衣服就发给了我们，平时也可以穿———看吧，你们的演出服只能穿半天，我们的可以穿很久。“六一”当天不仅有节目看，还有礼物拿。老师们按照学生的人数准备好了小礼物，小饼干、棒棒糖、果冻和AD钙奶是比较常见的选择，都是常见的小零食，但我却不舍得吃，带回家珍藏起来，慢慢品味。
共和国穿过不同的年代，经历短缺、质朴，直到今日的繁荣、新鲜。无论哪个年代，童年都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我们“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一批一批的儿童成长直至变老，却一直保留着童年那最美的影像。
记得有句话这样说：“幸运的人的童年，足以治愈一生”，我们怀念童年、珍藏童年，是因为它曾经用最简单的快乐让艰难尘世变成短暂天堂，不论在任何时候，它都是我们最后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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