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围项目 | 田建明《江南弃儿》
田建明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简称“侯奖”)评审会近日在深圳召开。本届“侯奖”于2019年4月9日正式启动报名,至10月10日截止。组委会共计收到93271件申报作品。按照本届申报规则,有效申报项目数量为291个(270位摄影师)。在有效投稿量上,本届投稿系历届之最。经过评选,本届“侯奖”获奖项目为3个,提名项目为7个,入围项目为33个。浙江摄影家葛亚琪作品《2015-2019龙翔桥》、张晓武作品《乡村系列之<乡村学校>》、田建明作品《江南弃儿》、陈劲作品《小镇青年》入围。
江南弃儿
田建明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江南(江浙沪)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较严重的粮食短缺,一些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后,被相关部门分批派送或民间介绍到相对殷实的北方缺儿少女的家庭收养,他们被称为“江南弃儿”。又因为节育措施落后、选择性别养育以及地方民情等原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才逐渐减少。“自己养不好,送出去会有更好的生活”成为该地区大多数弃子家庭心照不宣的共识。据民间志愿者不完全统计,结合公开报道的交叉求证,这一群体多达10万人。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孩子在各地长大。他们普遍经历了童年时期被称为“抱养的、野孩子”的讥讽,在自卑中长大。经过从怨恨到理解的心理历程之后,他们开始放下成见寻亲,试图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困扰了大半生的问题。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一个普适性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哲学问题。
▲朱阿华,87岁,家住浙江省嘉善县长远浜,她的女儿1959年3月20日出生,取名单彩婷(音),次年遗弃在嘉善火车站附近的渡口。时隔60年,朱阿华提起女儿就老泪纵横,张口就能说出女儿的生日。“1960年,当时家里20多天没有一粒米,自己也没有奶水,全家靠吃野菜保命,但是仅1岁的女儿不吃野菜,也吃不下任何粗粮,朱阿华把自己结婚时穿的毛衣拿去换来10斤红薯,也是坏的。无奈之下,一家人决定将1岁的女儿送出去,以免饿死。朱阿华的丈夫第一次走到嘉善渡口候船的长椅上,等了一天没人理,只好抱回家。过了几天看着女儿饿得哇哇哭,只好再次去嘉善将女儿装入元宝篮放在渡口的长椅上,然后躲在角落里看。大约 下午4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看到孩子无人认领,抱起来坐上去嘉兴方向的船。而朱阿华的丈夫则哭着回了家。60年来,朱阿华一家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但是没有结果,丈夫带着遗憾和愧疚去世。
▲浙北农家曾经很常见的“元宝篮”,被寻亲志愿者称之为“生命的摇篮”,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生活水平低下的弃儿父母,大多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放进这样的“元宝篮”里,放在车站、码头、路边,被发现者抱往当地福利院。这是志愿者在表演寻亲的舞台节目,以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弃儿父母站出来。
▲1968年农历闰7月21日,浙江嘉兴新塍镇杨家浜的沈阿大生下第四个儿子,一家人住在一间草棚里,无力抚养,担心长大娶不起媳妇,丈夫用红纸写下儿子的生辰,与孩子一起放在集市上,被人发现后在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同年,山东莒县农村的赵家有六个女儿,想要个儿子。通过中间人介绍,沈阿大第四子辗转被抱到山东莒县赵家,成为6个姐姐的弟弟,取名赵淑亮。
▲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斜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地区水路发达,人们出行多靠行船,此桥处是来往的码头。因为此河通往当时当地唯一福利院(东山养育堂),当时,家庭困难的人家把刚出生的孩子装进“元宝篮”里放在这个桥头,有船靠岸时,有人看到会把孩子抱到船上,顺手送去福利院。
▲姚雨忠(丈夫)、姚五宝夫妇,均为75岁,家住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南村。1969年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姚五宝生下第三个女儿。“我从那时起就患有坐骨神经痛,近两年已换过两次人造骨,当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我身体弱,就想要生个男孩补充家里的劳动力。”夫妻俩商议后,就在当夜12点,步行近两个小时将刚出生的二女儿送到原海宁硖石东山养育堂门口。当夜姚雨忠返回家中,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天一亮便到养育堂寻找女儿;工作人员告诉他,孩子已经被浙江衢州人抱养走了,姚雨忠只好回家。50年来,姚雨忠夫妻俩一直挂念着这个女儿。
▲袁景军,男,1964年农历4月14日出生于浙江海宁,遗弃后被送往原浙江省海宁县硖石福利所,当年11月21日由河南省安阳市农民杨文臻领养,又辗转送往袁姓养父收养。这是袁景军在第一个养父家里获取了包含他身份秘密的一个信封,才知道自己是江南弃儿身份。
▲袁景军自幼被村里伙伴嘲笑不是亲生的,他唯一庆幸的是自己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专科院校,跳出农门成为公务员,免受了村人嘲讽之苦。十几年来,袁景军每年都会在节假日期间去海宁寻找生父母,但是因为时间久远一无所获。
▲樊新只,女,1971年9月15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后被遗弃至当地福利院,50天后被河北邯郸临漳县养父抱养。十个月大时,因家庭矛盾养母投井自尽,养父离家出走,只能跟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小时候生病曾15天没吃饭,奶奶骂我是妖怪”。为了报答抱养家庭的养育之恩,樊新只在16周岁时嫁人,因为对方肯出双份彩礼钱。
▲山东莒县,刘彦雷(右)与王顺风一起喝羊头汤、吃锅饼,商量着组团下江南寻亲。他们都是出生在嘉兴,是同一个人介绍给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虽然是江南弃儿,但是他们自小在山东长大,喜食面食,生活习惯与江南人完全不一样。
▲河南郑州,10名江南弃儿聚会,商议组团寻亲。寻亲之路艰难且漫长,成功者只是少数,大多弃儿在希望和失望的交织中前行。江南弃儿在收养家庭多为独苗,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互相联络,把彼此当做亲人,在寻亲路上互相慰藉。
▲河南安阳的史红亮坐火车转站上海后前往浙江嘉兴寻亲,这段沪杭铁路也是他父亲当年抱养他时所走的路。他1972年2月14日(除夕年夜)出生于嘉兴地区,遭遗弃后被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1972年8月8日被养父抱到河南安阳,当时救济院送往两位保育员阿姨不舍,还坐火车从嘉兴到上海送了两站路。儿时的他得知被抱养,曾在安阳沿着铁路向南寻找。现在,他辗转江浙沪地区打工,边赚钱边寻亲,希望有一天找到亲人。
▲2018年8月,江南弃儿寻亲志愿者在浙江省嘉兴市人民公园召开首届寻亲大会,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超过200名寻亲者到场。他们有的是寻找亲生父母,有的是寻找曾经送养的孩子。
▲2018年12月9日,来自河南安阳的赵红霞、赵红英(右)姐妹俩来到浙江省海宁市寻亲,寻亲会上,姐妹俩讲完身世泪水夺眶而出,小外甥女为二姨赵红英擦眼泪。赵红霞出生于1966年,赵红英出生于1971年,均出生于嘉兴地区,被河南安阳同一对养父母抱养,成为姐妹关系。▲成长于山东莒县农村的江南弃儿王顺风,在嘉兴市人民公园连续寻亲数日,累得躺在长椅上入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困难时期,之所以产生大量北方家庭收养江南弃儿的状况,除了南北民俗民情的差异之外,有研究学者认为,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农作物单一,产生旱涝灾害易造成全年绝收,而北方的农作物比较丰富,例如红薯、花生等作为辅助作物补充了饥荒年代的口粮。
▲来自山东莒县的江南弃儿赵淑亮,在寻亲会上通过DNA检测找到了亲生父母。为了不让养父母伤心,他在养父母双亡、自认为无牵无挂后开始寻亲,最终找到浙江嘉兴新塍镇的出生地。这是他带着家乡的礼品,在亲生母亲地带领下上门认亲。
▲半个世纪过去,赵淑亮说的山东方言,他的生母沈阿大说的是浙江嘉兴土话,二人虽为亲生母子,却听不懂彼此的言语。
▲魏小宝,82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倪家浜村人,送走的女儿生于1959年。1960年3月或4月,魏小宝发病阑尾炎,住进嘉兴市一家医院后化脓,奄奄一息。嗷嗷待哺的女儿无法照料,魏小宝的丈夫先是将女儿送给邻居家,邻居家也没有养育能力,第二天又将女儿还回来。无奈之下,丈夫在他人的建议下,将女儿放在医院门口厕所旁的平板车上,被一位妇女抱走。后来,医院检测魏小宝与丈夫的血型相同,丈夫为她输血救回了一条命。“活过来”的魏小宝开始找自己的女儿,丈夫告诉她真相后,夫妻俩便开始在嘉兴市区走访寻女。近些年,魏小宝一家在嘉兴曾遇到过几位疑似的女儿,经核实信息后均不相符,魏小宝的丈夫在愧疚中离世。
▲1972年2月14日,阳历是西方情人节,阴历是大年三十除夕。在嘉兴秀洲新塍镇,村妇沈文珍生下一女婴。因为之前已经有两儿一女,家里生活条件差,丈夫便于大年初二将女婴放在新塍镇集市上,随后女婴被捡起来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被七星镇陆先生抱养,女孩被取名陆爱英。这是陆爱英通过寻亲会,与生母沈文珍相认的场景。“他们都有自己的妈妈,我没有,今天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妈妈了。”她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说。
▲2019年6月22日,海宁市盐官镇郭店村,来自安阳的50岁的刘拥军回家认亲,亲戚、街坊邻居蜂拥而至欢迎他。22日与23日连续两天,郭店村迎来了两位来自河南的江南弃儿前来认亲。
▲1969年5月15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来自河南新乡的王龙业抱养了浙江海宁郭店村杜家的第四个儿子杜建国,取名王植喜。抱养之处,两家还有书信来往,在王植喜五岁时,王龙业给杜家写了一封信,并寄了这张照片,信中谎称“王植喜不幸夭折”,从此断了来往。
▲52岁的王植喜扑通一声跪在生父的墓碑前失声痛哭。2019年6月23日,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郭店村,来自河南新乡县朗公庙镇的王植喜登门认亲。50多年过去了,王植喜第一次回到出生地。
▲赵小燕T恤上“save me(救我)”一词,是她一生最好的注解。她1959年生于浙江嘉善地区,后被养父母收养。养父在她11岁时去世后,养母对她放手不管,并为她取名“小燕”,意指她没有父母,像小燕子一样飞来的。她在社会上流浪,受尽屈辱,至23岁后为了有固定的居所结婚,后离异,育有一女。
▲经过寻亲志愿者的努力,赵小燕找到自己的生母与兄弟姐妹。哥哥告诉她,“家里将你送出,亏欠,你想要什么,哥哥补偿你。”赵小燕回答,“我什么都不要,我只需要一个拥抱就够了。”
▲1960年5月,张娟芬(当时叫何永妹)家中生活困难,在父母的授意下,10岁的她被15岁的二哥遗弃在嘉兴火车站,后在海宁养父母家长大。2018年10月14日,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58年后,弃女张娟芬来到大姐家认亲,生父母均过世,大姐何好妹现在已经做了奶奶,7岁的孙子叫孙浩铭,听到姨奶奶何永妹讲述被遗弃的委屈,孙浩铭哇哇大哭,哄也哄不住。
▲2019年8月27日,47年后,来自河南新乡的郭忠领来到浙江省桐乡市区革新小区,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认亲,一家人泪洒现场。1972年2月12日,桐乡的蔡荣堂的妻子胡秀凤生下第五个孩子男孩,因为家贫无力抚养,被来自河南新乡的郭长宝抱养走,取名郭忠领。近半个世纪后,双方互相寻亲成功。
▲郭忠领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家,亲生父母蔡荣堂、胡秀凤为她准备了生日蛋糕,上面写着“欢迎回家“”。他们对郭忠领说,都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这是咱家为你过的第一个生日。
▲2019年5月9日,来自浙江海宁的于祥荣(中)在浙江桐乡与亲哥哥余悦庆(左)、余学勤相认。1957年4月,刚出生不久的于祥荣被送到海宁硖石的保育堂附近,后被于姓人家收养。2019年4月,第二届大爱公益寻亲会在海宁举办,后来,寻亲志愿者采集到双方的DNA信息,确认了亲兄弟的身份。六十二年后,于祥荣的亲生父母均过世。
▲郎解,女,1960年前出生于浙江嘉兴,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不能行走,四岁时被遗弃在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长大至成年,见证了一个个弃儿被送往福利院之后,又被其他家庭领养的过程。1985年,郎解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银牌,得到了关注,当年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她来到了一家民政福利企业纸厂工作,一做就是20年,直至退休。现在她已经知道的亲生父母的住址,对方却因为身份原因不肯相认。
▲2019年8月,浙江省义乌市举办寻亲大会,目前在美国、荷兰等地生活的“江南弃儿”,也委托志愿者做成宣传页挂在一起,等着前来寻亲的“亲生父母”认领。
▲2019年7月22日,在河南省安阳肿瘤医院,56岁的赵海林患有胃窦腺癌,正在接受治疗。1964年农历8月20日前后,赵海林的安阳养父来到浙江海宁硖石福利院,通过山东姓麦的先生介绍抱养了8个月大的赵海林,赵海林的生日是1963年阴历12月21日。“十几岁时就听街坊邻居说,隐约知道自己是抱养的。1997年,养母已经因病去世,养父在病床上弥留之际,才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这么多年来,我曾经在江苏常州打工,抽时间在海宁寻亲,一直没有任何信息,现在不幸患上胃癌,唯一的念想是找到亲生父母或亲兄弟姐妹,弄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赵海林说。
▲2019年12月8日,河南省安阳县,赵海林因癌症抱憾离世后,家人为他举行葬礼。赵海林终其一生未能如愿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近期拍摄,本幅非入围作品)
▲山东莒县,6名江南弃儿站在山头望向南方的故乡,他们均出生在浙江嘉兴,通过同一个介绍人,被山东莒县缺少儿子的家庭抱养传宗接代。而今介绍人王姓老太太已经90多岁,不透露信息,这唯一的希望破灭,让他们的寻亲路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如隔万重山。
田建明
田建明,85后,出生于河南滑县,毕业于河南大学摄影专业,就职于嘉兴日报社,工作生活在浙江嘉兴。
作品获奖情况:
2011年,摄影作品入展首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
2019年,摄影作品入展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
摄影(含视频短片)作品四次获人民摄影“金镜头”新闻摄影奖(1金1银2优秀)
编辑:胡晶晶
原标题:《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围项目 | 田建明《江南弃儿》》
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费洪芹)12月13日,根据市扶贫办“帮助贫困群众过暖冬过好年”的工作要求,市残联慰问组到包联村莒县峤山镇艾嵩...
莒县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莒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