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群落的传奇

黄海晨报 2019-12-16 09:51 大字

铁流 纪红建

(接上期)

后来八路军在这一带打鬼子,俺爷爷又跟着出了很大的力。那时有一个抗战学校,这个学校下来人做工作,宣传抗日的。一般人家不敢让住呀,鬼子知道了,不仅咱家完了,咱庄也完了。俺爷爷就敢,他把人接到家里,对陌生人就说是他的儿子,排在俺父亲苗文路,俺叔苗文治的后面,作为老三,并起了一个苗文什么的做大号。俺爷爷还一再嘱咐俺父亲和叔叔,不论谁问,一定要说这是你们的兄弟,要不然被敌人抓住供出来就毁了。

俺父亲苗文路是1945年入党的,是在夏天。当时俺父亲在俺庄西边的一个汪(水库)洗澡时,人家在那里说起入党的事。当时日本鬼子已经攻到了莒县县城,很多人都害怕入党了,但俺父亲入了。俺父亲入党前,俺家里实际上就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俺父亲入党后,人家把他选到村部去了,当村团长,就像现在的村长似的。那时开党员会,俺父亲他们都在岭南头那个沟里,不敢在庄里开。开会布置党内任务,都上那儿去开。后来,鬼子打跑了,又打国民党,俺父亲脚步也没歇,跟着去了淮海战役。俺父亲就是老黄牛,他说不拉到地头不歇息。在俺父亲的招呼下,俺们庄去了好几个,有王安邦、孙彦良好几个人,在外面待了六个月。王安邦是主要负责人,俺父亲是次要的,是个副手。孙彦良叫炸弹炸伤了,抬回来就死了。一次,俺父亲跟房东一块拉呱,敌人扔了个炸弹,一扔扔到对臼(石头做的舂米的工具)上,一声响,把门也炸塌了。王安邦震聋了,俺父亲在堂屋没炸到,把房东给炸死了,那是最危险的一个事。

出夫回家后,俺父亲在庄里当民兵指导员,民兵指导员就是后来村里的书记。干了几年书记,就换旁人干了,他就当一般干部,但还在支部里。以后成立互助组了,他当互助组长。再以后又成立初级社了,又进了高级社,俺父亲都是干普通社员。但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20多亩土地和大量的物资捐献出来的人。实行人民公社后,他就在小队里当保管。俺们庄分为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共五小队,他在一队当保管。管钱管物,会计管账,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他也在食堂里分过煎饼,做过食堂主任。俺父亲不贪便宜,家里再穷,也不拿公家一寸东西。他经常对俺们说,公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拿了就是犯错误。更何况是一个党员,想都不要想。他一干,就一直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干了28年。

说到这,苗希邦81岁的弟弟苗希臣告诉我们说,俺对俺父亲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少,打鬼子那会呢,当党员是保密的,不能说。到后来,解放了,能说了,但俺父亲也不怎么说,很低调,只知道跟家里人说,要好好干,从不说他有什么功劳。俺父亲和俺哥太老实了,做事都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要是有点能耐的话,不就都出去了吗?哪还会待在这里?

苗希邦做人实在,但与鬼子干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作为家中长子,他是受父亲苗文路影响最深的一个孩子,并且在建国前就加入了党组织。十三四岁,他就当起了庄里的儿童团团长。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苗文月非让俺干,苗文月说,这群小孩得找个当领导的,于是俺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说,你们好好站岗,别做坏事,别偷营生什么的,光干好事就行。俺们站岗,就是防止坏人进到庄里来。那时从这庄上那庄,过路得有个路条,庄里负责写的。要是没有路条,俺们就不准他过去。俺们手里拿着红缨枪,红缨枪是自己做的。开始用小树做的,砍一棵,把头削削,刻上夹腰,绑上轻儿(当地的一种植物,搓成绳子),染上红色,以后有的是铁的了。俺们当儿童团,没有待遇,都是义务。主要站白天,晚上就是大人站岗了。俺们也就是打探个消息,真遇到大事了,还得靠支部。除了站岗,还送信,这庄上那庄送信。急的,就搁上一根鸡毛,纸一叠,插上鸡毛插上火柴,就一刻不停地送过去。那时,区长薛彦武住在俺家里。一次,区长写了个信,派俺去送,送到夏庄。那里有鬼子,有汉奸,但也有俺的人。俺还是小孩,鬼子不大防备俺。但俺又不能把信直接送到俺的人手里,也不能让鬼子找着。俺就按约好的,到了那里就上茅房解手,实际上是把信搁茅房里,用石头压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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