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内著名茶叶专家，长期从事茶树育种、种质资源和栽培技术研究；他1972年—1978年在日照种茶7年，是日照“南茶北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亲口告诉我们，日照
本报记者 陈晓波 张守坤 特约记者 陈永强
一片茶叶，牵系着天南地北茶人的心，这就是茶的魅力。
虞富莲是国内知名茶叶专家，长期从事茶树育种、种质资源和栽培技术研究，在“南茶北引”之时，他曾在日照工作多年，是日照“南茶北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为此，我们专程奔赴浙江杭州，听这位与茶结缘一生的老人，回忆当年“南茶北引”的故事，讲述日照种植茶叶的艰辛和不易。
1966年日照“南茶北引”宣告成功
虞富莲告诉记者，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著文中说，五千年前，山东的黄河流域生长毛竹，这一带是亚热带气候。同为喜温喜湿的茶树很可能与竹子一起生长，给齐鲁大地四季披上绿色的盛装。在沂蒙山区至今还有着名叫“茶园”“茶山”的村落，这也许是古代茶树的遗存。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冬季的寒冷和干旱胁迫着茶树退出山东，所以，学者把中国茶树生长的北限定为秦岭淮河一线。
山东不产茶，但却是茶叶消费大省，建国初期，虽然每年要从南方调入十八九万担茶叶，但仍供不应求。上世纪五十年代，山东省商业厅遵循“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开始在省内试种茶树，以缓解供需矛盾。为此，省烟酒糖茶公司还专门成立了种茶组(当时种茶的地区和县市也相继成立种茶组)，并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给予技术支持。
1959年，山东省商业、农林、供销等部门从南方调入茶籽，在东南沿海试种。青岛崂山林场第一任场长于春彦在青岛市中山公园播种的茶籽，有一些破土出苗，活了下来。1965年—1967年在日照、青岛、临沂、泰安等地区26个县试种茶，由于土壤选择、护苗管理、越冬等缺乏技术和经验，茶苗成活率只有45%左右。试种表明山东局部地方还是可以种茶的。
1966年春天，日照县在安东卫北山和丝山双庙北山两个村种下日照的第一批茶，共八亩七分地。虽然当年试种的茶苗成活了不到一半，但标志着日照县“南茶北引”初步成功。第二年起，茶树试种在全县逐步展开。继1967年段敬堂调研后，1968年茶叶研究所又派了段敬堂、吴询、殷坤山3人配合省种茶组进行试种地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日照、莒县、五莲以及胶东半岛的山岭沟壑。
虞富莲说，1968年，日照全县种植茶叶的村(大队)已达到23个，成活率达到80%以上。1971年，茶叶研究所的夏春华、翁忠良帮助巨峰镇西赵庄建立了山东省第一个茶叶初制厂。日照茶在得到茶人和省内外专家的好评后，全县除两城、河山、奎山、涛雒、高兴等乡镇外都相继进行了试种或扩种，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茶叶研究所自1967年到1981年，先后派专家、科技人员11批17人次来日照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197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山东省“南茶北引”成功的报道。1974年10月，省商业厅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日照县召开了6省区(山东、西藏、新疆、陕西、河北、辽宁)“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与会专家认为山东省“南茶北引”是成功的。这次现场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生长在江南地区的茶树可以在山东东南沿海种植。1975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茶叶生产会议上，时任日照县副县长的郑培成代表日照县作了发言，都是对日照种茶的肯定。
坐着“救护车”下茶园
虞富莲说到茶总是神采飞扬，总让人觉得他有用不完的精力。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我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50多年过去了，我的生活从没离开过茶叶。”提到自己与茶结缘的一生，虞富莲脸上满是自豪。
虞富莲说，从1972年到1978年他受茶叶研究所委派，每年都到日照工作，成了日照的“常委”(常年委派)。“当时主要以城关上李家庄和巨峰的西赵庄、后黄埠、薄家口子作为‘据点’，和我一起去，还有一位叫葛铁钧的同志，我们一起住在上李家庄子一个叫刘维林的农民家里，”聊起当年的情景，虞老记忆犹新。
虞富莲笑着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背景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条件。那时日照汽车很少，满街都是小毛驴车，毛驴嗥叫声此起彼伏。1972年2月的冻害调查就是动用了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下乡的。但大部分都是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在下面转。”
“在日照考察虽有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艰辛，但更多的是被山东人茶饮习俗所感叹，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日照人民也让自己在异乡倍感温暖，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做好‘南茶北引’的信心。”虞富莲回忆道。
虞富莲告诉记者，经过多地调查考察，比来比去，最适合种茶的地方就是日照。“当时主要工作就是选择种茶地块、推广栽培管理技术、研究越冬防冻措施”，虞富莲说，日照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3.8℃，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既有南方空气湿润的特点，又有北方四季分明的特征；日照多数山岭呈东西走向，土壤PH值比较低，这些有利条件，很适合种茶。
虞富莲说，经过茶叶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与种茶组、大队茶技员一起在引种驯化、种苗管理、茶蓬养成、采摘方式、越冬防护等方面进行调查、试验，终于研究总结出一套栽培技术措施，至今仍是山东种茶的主要技术规范。
回忆起那些岁月，虞富莲感慨万千，他说日照种茶的成功，标志着山东正式成为全国产茶省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冷嘲热讽比“冻旱”更厉害
一提起茶，虞富莲就侃侃而谈。在谈话中，我们不断被老先生言辞的“机锋”击中，有时瞠目结舌，有时会心一笑，真如同品味一壶陈年好茶，滋味淳厚，回味悠长。虞老学识渊博，言谈中妙语连珠，总让人忍不住要记下来，珍藏起来。50多年前的日照老茶农的名字，他记忆清晰，如数家珍；古今与茶相关的典故，老先生总能信手拈来。
谈到日照种茶的困难时，虞富莲跟我们之前采访过的其他几位专家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日照种茶最大的困难就是年年遇到的“冻害”和“干旱”问题。
“几乎可以算是一年一小冻，四年一大冻”，虞富莲说，茶树原产亚热带地区，具有喜温、喜湿的特性，山东茶区是我国的次适宜茶区，由于气候干燥，降雨偏少，冬季寒冷，茶树冻害一直是制约茶叶生产发展的主要瓶颈。一场冻害过后，导致很多地方无露天春茶可采的局面。
“选用真正适应北方自然环境的茶树品种，是解决茶树冻害的根本途径，但冻害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虞富莲说，“现在一些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都一直致力于这项攻关。不过，日照几十年摸索积累起来的一套堆土保墒、早施基肥、浇越冬水、打风障等越冬防冻措施，是最行之有效的实用技术。”
“日照种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与天斗、与人斗的结果，”在聊天中，虞富莲还提到，开始种茶时，一些领导和部门认为有风险。担心搞不好上面过问，下边群众埋怨，得不偿失。
“那时山上大多数种着松树，想种茶树，就要先‘毁林’。加工茶叶，需要‘柴火’，喝茶煮水，需要‘柴火’，这一切都需要林木。当时有一些部门是反对的，因此种茶阻力很大，”虞富莲笑着告诉记者，当时还有人编了顺口溜：日照茶“第一杯苦，第二杯涩，第三杯好喝没有劲”。其用意溢于言表。
“好在当时的日照县委、县政府是很支持种茶的，县烟酒公司组建了10余个人的山东省最大的‘种茶组’，厉福弟是当时日照种茶组组长。那时候大家骑着‘大金鹿’，带着煎饼，用包袱一裹，放在车座上，一下去就是好几天，望着绿油油的茶苗，真是苦中有乐，”虞富莲老人品饮着我们带去的日照绿茶，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除了交通不便，那时候，还处在‘文革’时期，干扰因素很多，想种茶，实在不易呀。”
日照绿茶出身“名门”
在中国的名茶中，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六安瓜片、信阳毛尖等都出身绿茶这一名门。相比这些绿茶中的“元老”，作为江北第一绿茶的“日照绿茶”则是绿茶中的“新贵”。那日照绿茶的根在那里呢？
“日照绿茶出身名门”，短短几个字，从虞老口里说出来，让我们感到了分量和自豪。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虞富莲依然在为自己热爱的茶树育种、种质资源和栽培技术研究尽心尽力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现在担任多家茶叶科研、教学和茶企业的客座专家和顾问，每年仍然在全国各地到处奔波，为振兴茶产业贡献余热。
“在南茶北引期间，山东省商业厅每年都要拿出好多钱，从南方调进茶籽，无偿地发给老百姓种，”虞富莲说，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种茶的地是队里的，劳动力是队里的，所有的物质消耗都是省里拿钱的。各种培训费，也都是省里统一拨款，没让老百姓拿一分钱，还要给农民误工补贴。
“日照上李家庄的北大鞍茶园，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引进的杭州龙井种，这块茶园应该好好保护起来。”虞富莲说，南茶北引的茶种，一开始是从浙江杭州调的，也从福建、湖南调过，再后来又从皖南调。“品种好不好，关键看越冬。比较之后，感觉湖南、福建的品种不适合，从安徽歙县、黄山调去的品种长势旺，最抗冻。“后来就将安徽黄山种作为主要引进品种。现在日照绿茶香高味浓，是黄山种的遗传结果。”所以，当秋风起，县种茶组就派人去产地调运茶籽。
虞富莲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对日照绿茶的评价是：独特的沿海气候和无工业污染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日照绿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厚耐冲泡。日照茶树越冬期比南方长1—2个月，昼夜温差大，利于内含物的积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对人体有用的微量元素。
另据了解，东港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建立北方茶叶生产基地的协议，双方建立了长期技术协作关系，并多次邀请中国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教授来东港区指导茶叶生产，定期举办茶叶技术培训班，双方合作建起了江北唯一的一个千亩茶叶示范园，茶叶技术人员相继攻克了十多项茶园优质丰产技术难关，完成了高效设施栽培等科研项目，并推广了扦插繁育、配方施肥、合理修剪等新技术，使茶园面积不仅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而且在茶叶品种质量优化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老百姓的锅炒出“雪青茶”
茶，与虞老相伴一生，已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包含着礼让与谦和精神的茶文化，已经渗透进他的骨髓，历经几十载沧桑，积淀成老茶人的一种品格，茶成为虞富莲的精神世界。
聊起和日照的缘分，虞老很是激动。上世纪70年代，他曾连续在日照工作过七八年，后来去的次数少了，但是每隔几年，他总能抽空到日照看看。最近的一次回日照，还是2013年的5月。对于日照，虞老的印象颇深。蔚蓝的大海，朴实的茶农，需要使劲嚼的地瓜煎饼，都让他津津乐道。
“1975年5月初，我与一起蹲点的日照县种茶组田存方在上李家庄的北大鞍茶园(1967年种的杭州龙井种)采摘了一批芽叶，拿回驻地加工，”虞富莲说，“那时候没有专业炒茶锅，都是用当地做饭的锅炒茶，锅底很粗糙。采来的茶叶分了两堆，分别按碧螺春和龙井茶工艺加工。旁边两个木匠边干活边看我们炒茶，就问做什么茶？我随口回答‘碧螺春’。因是南方口音，两个木匠没听清，误听成‘萝卜青’。”但就这么一个“萝卜青”，让虞老一下子来了灵感，遂取名叫“雪青”，同时按龙井茶做的扁形茶取名叫“冰绿”。雪和冰表示北方，有“冰天雪地”的意境，寓意寒冷地产的茶。虞富莲说，“当时的日照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范东晨喝了雪青茶，赞不绝口，说还是过去在南方喝到过这样的好茶，且比南方茶‘煞口’。县里随即在上李家庄进行了技术培训，由于领导重视，学员积极性高，雪青茶很快在全县推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雪青已跻身于全国名茶行列。”
功劳属于“日照茶农”
虞富莲说：“与茶结缘的五十年，不求功与名，惟愿沉浸在茶的海洋里。”在虞富莲的生命里，茶如同是一位相交多年的知己，五十年来从相识到相知。
“四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忆往事，历历在目。我忘却不了种茶组人员对‘南茶北引’的挚爱，没有他们的坚定执着，砥砺自行，南茶北引很有可能半途而废；我更怀念并肩奔走在地头、茶厂的李纬功、李常功、金学林、刘为彬、刘为茂、薄守勉、薄子木等一批村干部和老农，是他们付出的无数艰辛才克服了种茶途中的一个个艰难。现在他们中多数已作古，健在的也都耄耋之年了。”说到动情处，虞老眼角有些湿润。多年与茶的交道让虞富莲变得如茶般低调质朴。
虞富莲说，在日照的日日夜夜，让他结交了很多朋友，也见识了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对于虞富莲来说，好茶不是价格最高的茶，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茶，自己喝着觉得舒服的茶。只要沸水冲泡茶叶的声音响起，所有的吵杂与烦闷都会烟消云散。酒是喧闹的，觥筹交错之间的把酒言欢会很快地拂尘而去，酒醒之后就什么也都忘记了；可茶却是安静的，适合谈心。在每一次对感官的浸润当中人会变得愈发的清醒。在心与心的碰撞之下让人畅快淋漓，久久不能忘怀。其实喝茶就是喝茶的本身，不论潮起潮落，它就在那里。
虞富莲说，1974年冬日照遇到种茶以来的最大一次冻害，许多干部和社员望着冻枯的茶树束手无策。1975年春，中国茶叶研究所所长刘家坤到岚山公社北山大队调查冻害情况，大队王书记望着冻害的茶树流下了眼泪。“但他们没有灰心丧气，更没有躺倒不干，而是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管理，使茶树很快恢复生机。我深深地感到，没有他们就没有日照茶，他们是‘南茶北引’的功臣，他们憨厚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使我终身难忘。”
采访的最后，虞老告诉记者，他也早就想写下这一段历史，虽耿耿于怀数十年，因不遑顾及，终未落笔，这些事如不铭记，终将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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