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于永达
小时候，听大人说起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大喇叭”。
四十年过去，我们对现代化的标准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当年却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
楼。县城有楼房的历史不过几十年，我读书的时候就遇到过第一次看见楼房的人。那年，县一中楼前来了一位农村妇女，问我说她家孩子在三楼，从哪上去？我说我也上三楼，我陪你吧。这位阿姨第一次走楼梯，一步步显得很紧张。我把她领上三楼自己走了，等我出来看见她还在楼上，看样子没找着孩子。但她关心的不是这个，认真问我说：“这个同学，下楼再从哪下去？”我只好又学一次雷锋。
电灯。我的童年，在农村是没有电灯的，家家点“洋油”灯，好一点的用有灯罩的高脚玻璃油灯，灯芯宽亮度大，还防风。这种灯多半公家单位用，住家不敢长用，使不起那煤油——— 虽说几毛钱能买一大瓶子，但村里代销点经常断货。记得我姥姥家不点煤油灯，那里靠近煤矿，多能弄到叫电石的东西，当地人用它做的灯叫“嘎斯灯”，现在想来应该是用水泡电石产生一种可燃气体，点了发亮光，比煤油灯亮度大多了，但是不安全容易伤人，而且还有一股子臭鸡蛋味，在屋里时间长了头疼。我忘了第一次见电灯是什么时候，开关用拉线，大人看不见时，我总吧嗒吧嗒拉个没完，看那灯泡一明一暗分外有趣。北部乡镇接电线晚，好容易接通了，拧上电灯泡却总不亮，村民问电工几时亮？电工说得晚上8点来电。村民急了，骂道：“晚上8点都上床睡下啦，来了电照啥啊照。”这个段子也是真事，地点人物就不说了。
电话。那年月的电话可了不得，得有一群人昼夜维护它的运行。这边按着话机转几圈摇把，有个叫总机的地方传来女声慢悠悠地说：“要哪来？”这边赶紧说要什么单位，总机就把你这边的插头拔出来，插到那个单位上，接通了但是信号很弱，似有似无，你就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喊：喂—喂—给我找某某某接电话！然后那边快速跑出去找人，找来了又得声嘶力竭喊一通，打个电话累出一身汗。我记得那时打电话都不说“喂，您好”，多半说“喂，同志”。这个称呼放之四海而皆准，老同志小同志，格外亲切。
自来水。第一次见“自来水”是1978年我家搬到县城。县医院的生活区，每排平房前边会有个自来水龙头，人们排队取水，家家有个水缸备用，到冬天自来水管冻住是个大麻烦，所以几乎所有的水龙头都被火烤得乌黑。孩子们不管这些，按着水龙头戏水是个乐子，渴了拿嘴对着水管撅着腚一顿猛灌。也有把自行车气门芯装进清水，装上圆珠笔头滋水，是夏季里玩童们的拿手戏。用上自来水之前，我们在乡下一直吃井水。水井，最能引发游子的故乡之恋。数百年前先民定居于此，筑房掘井，繁衍生息。一眼石头老井，清澈幽凉，映照着日月星辰，也滋养了一方百姓。我们老家取井水的方式简单实用又富有技巧，没有“辘轳”之类的设施，只拿钩担挂着水桶贴水面旋几下，猛地一沉，水桶就满了。装满两只桶，踩着小街的石板晃悠悠挑回家。井台周围也是乡间传播新闻的热闹去处，但小孩子是不可以随便独自到井边玩耍的，民间谚语里形容事情紧急，有“贼上墙，火上房，小孩趴在井沿上”的说法，那真是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大喇叭。至于这东西在我出生时已经铺天盖地，我生于文革中期，幼小的生命伴随着各种喇叭声成长。我们感兴趣的是，大喇叭的屁股上有很大的磁铁，我们从报废的喇叭上拆下磁铁，找绳子拴着到公社西边河滩上来回拖拽，几个回合就沾满了铁屑，跟个小刺猬一样，把铁屑收集起来，抬到废品站能卖五六分钱，攒着等逢集的时候买块熟肉，一家人吃着可香可香。大喇叭时至今日也还是我们乡间村级通讯的重要手段，村领导先敲，后吹，然后会用它哇啦哇啦讲半天。在我老家，村支书讲话前必要放流行歌曲，一首《昨夜星辰》在村子上空唱了二十多年。村领导在喇叭里讲话的内容丰富多彩就不点数了，曾经读过一则“支部书记谈文艺”，好像是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里的，大意是某村请来电影队，公社干部家属们抢先占了好位置，社员们有意见，支部书记用大喇叭喊：“请你们把场地让一让！让社员同志们进去！我们社员文艺活动比较简单，除了搞一搞男女关系，就剩下看看电影了！”
如今，住平房的日子已经成了奢望，我和现在的楼上楼下邻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一概不知，电灯电话自来水都已经是基本生活条件，只不再弯腰直接喝自来水，物是人非，早没那个胆了。
（作者工作单位：莒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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