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钦州文化遗产的思考﹙上﹚
李世川
回眸沧桑两千年。
文化是建筑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精神财富。那么，造就古代钦州经济文化的社会政治，其状态如何呢？
一、古代钦州社会政治概貌
古代钦州社会政治可分两大史段。
（一）前期史段：从荒蛮之地向隋唐盛景的自然健康发展时期。
钦州，虽然历史可以从秦始皇开疆南方的时间（公元前214年）算起，这一点我们几乎所有的志、史都没有忘记；也虽然知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船很早甚至可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便经过钦州沿海而缘海往西而去，但据《嘉靖钦州志》载，至嘉靖十一年（1512），钦州总人口才12626人，其中民口是9161人，军口和其他占3465人；（灵山县则是总人口19650人，其中民口14535人，军口和其他是5115人）由此可以推想，钦州开疆之初直到唐宋元以前，人口就更少了。也就是说，钦州尤其是内陆，人口稀少，社会原始，丝路的商情恐怕尚未能强势辐射进来，大多只对沿海如大风江流域和乌雷一带经济发展产生地域上浅表促进作用。所以丝路也好，开疆也好，对钦州经济发展的作用仍较遥远。
文物普查发现，除了新石器晚期的原始粗陶，钦州最早的陶制便是西坑古运河旁出土南朝时期的冥器。但实际上，钦州社会经济应当从宁逵迁任安州刺史的南朝陈宣帝时期起。即公元569至583年之间。因为只到这时，由于宁氏家族辛勤扎实的开拓，钦州才在政府的主导下，人为地能动地将北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从内陆渗透南来。农耕发展了，人口增加了，社会才成了形，至隋唐强大国力的恩荫，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热潮的辐射，迅速促进了钦州经济文化的隋唐高度繁荣。于是，钦州的水陆劲旅尤其巨型的战舰才能应朝廷的征召在南征林邑（今越南南部的古国）、东伐高丽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于是，钦州便出了宁原悌、姜公辅等文化精英们；于是，在今乌雷村一带才催生了乌雷县、陆州这一与钦州平级的行政建置……
（二）后期史段：唐末五代以后，钦州被抛进一千多年人为的险恶环境中。
安史一乱，钦州也受到了国势衰颓的波及。唐亡，中原五代战乱，南方也九国纷争，衰颓持续而且恶化。至安南分裂引发的与南汉政权的战争便直接泯灭了北部湾沿岸尤其钦州短暂的隋唐繁荣余光；宋朝虽然不得已承认安南的独立，而大一统思想与安南的扩张惯性不间断地制造了摩擦和战争，1075年越南李朝北犯，陷钦州，吞廉州，灭邕州（今南宁），大屠三州达十余万人；元朝也对安南、占城、缅甸攻伐不停；明朝朱棣收复安南，设省级行政（承宣布政使司）二十年，安南游而击之，北部湾沿岸，何来宁日？另，笔者粗略点算明朝最后一百年竟有25次志载的兵匪之乱，也就是说平均每四年就发生一次，不上志载的骚乱有多频繁就可以想象了。而清朝前期及后期，反清复明斗争明里暗里延绵不绝，天地会、三点会等各种帮会可谓遍地皆是。至鸦片入境，西方列强破我国门，刀戟枪炮，生死拼杀更是充斥了整个近代史……直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
这样，从安史之乱起将近1300年来，钦州如何得以善其自身而发展经济、促进文化？
二、钦州，步履维艰，顽强生存，顽强发展
钦州是一个二十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其中汉族人口占超过70%，壮族次之，约占27%，其他民族人口不多，因此，钦州文化遗产当然以汉、壮为主。
壮族居民原是古骆越后裔，秦汉时期西从今百色、崇左一带随山刀耕狩猎而来，定居钦州西面、北面山区之中，由于比较集中、稳定，两千多年来，虽然仍有较鲜明的古骆越文化特点。但由于民族歧视，更地处山区边鄙，经济、文化自然也欠发达。《嘉靖钦州志》载：“去城十里，居民无屋室，结木为栅，覆以茅竹，中半架阁，人居其上，牛处其下，谓之高栏，盖上古窠居之俗未变，今之交趾东南诸夷皆然也。”
汉族人徙钦，秦代开疆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起至今，源源不绝。他们从古代乃至近代，或是贬谪的官员，或是充军流放的罪犯，或是随军征战戍边而留驻钦州的兵士，或是天灾人祸尤其是战火逃荒的难民等等。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带着压抑与穷困以零星的形式进入，虽然大都定居钦州南部，尤其沿海沿江一带，语言、习俗就也都大同小异，并世代相传着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保持着汉族文化特点，而且丰富多彩，但由于没有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有较大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统一的大族群的孕育、催化，又缺乏政府统一的整合和导引，因此个性鲜明、文化内蕴深厚、影响范围广阔的文化形式和沉淀的产生，显然就相当艰难。
汉、壮两千多年长期共存共荣于钦地，不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丧嫁娶、节庆娱乐、衣戴饮食、礼仪祭祀、图腾崇拜之类也都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嘉靖钦州志》载：“州城内外，军民杂居，衣冠礼貌无异中土，语皆汉音……岁时俗节颇同中土，士夫之家……间用儒礼……”又载：“永乐（即今黄屋屯、大寺、大直、贵台一带）地接广西，语言不通，习尚多同于狼僮，婚配不论同姓，又无礼体。八月中秋，假名祭报，装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这就是被称为“跳岭头”的傩舞。这种傩舞很快便向南方的汉族人地区传递，至今已是山海同舞了。而这种舞蹈从手形、身段到表演内容（“假名祭报”的故事），汉族的文化内容已经十分明显或已成为主体，像化石般胶结在汉壮两民族的情缘之中，实在已是儒、释、道三教合璧了。这一切融合，虽然同样由于缺乏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基础进行自然的或有为的培育，但始终顽强地生存顽强地发展。最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收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线索就有4360条，已整理出256项。很显然，这4360条线索之中，有不少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广泛性和较深刻的影响。如平常我们多见到的跳岭头、采茶戏、山歌、海歌等。
而物质方面的文化遗产。据《钦县志》所载，单说在今城区范围的不可移动遗产的建筑、构筑，坛台庙宇就有三十多座，廨署（州、县行政中心建筑）及局、所、关、卡就有近四十处，而如镇龙楼、天涯亭这样的亭、楼也有十余座；文笔等塔、阁十四座，其余如宾兴馆等各种堂、院、坊、表、碑等各种遗存数量均在可观。
三、成果不丰，亦在必然
诚如此，当我们的生存尚受到不可抗拒的干扰或摧残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积累、遗存，显然是艰辛的成果不丰的。元钦州经历赵国瑜有《记》谓钦州“民夷驯鸷，治理难易，自秦汉开拓以来，仅羁縻之俗耳”，“刺史多不之官，惟寄政于总管府，州、县长吏……多用土豪，又骄倨难制”，加上兵匪屡乱，“至今生聚萧条，田野荒秽……”明嘉靖知州林希元在他的《钦州志》里慨叹曰：“余观于钦，其僻处海崖，远去中土，先王之政教有未洽乎？何其民之野而俗之异也？”
《钦县志》里记载了钦州宋代出了两位进士，宁宗乔、宁宗谔，而其他志书如《明嘉靖钦州志》和一些史料所记，他二人实属灵山县的精英，就是说：宋代钦州没有进士，其余如贡生、举人都没有记述。元朝同样未见可传世称道的知识分子。直到明清两代，钦州社会经济才获得相对稳定的国势支撑，钦州（今址）的最能说明经济状态的教育才得到喘息性的发展。明代钦州共培养出贡生191名，举人18名，进士1名；其中同是贡生和举人有2人，同是举人和进士1人，实际中级以上知识分子是207人；而清代培养的贡生、举人、进士则依次是171名、14名、1名，其中同是贡生和举人者4人，同是举人又是进士者1人，因此实际上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只是181人。则明清两代从朱元璋立朝的公元1368年至清代科举制取消的公元1906年共538年间，平均每年也只培养出0.7人的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其中终明一代，近300年只有1名进士，那是洪武年间的成果；清代，算至科举终止的公元1906年共262年也只有1名进士。进而，若参照《明嘉靖钦州志》，从公元689年，宁原悌中进士之后，到公元1906年，共一千二百一十七年间，钦州只出了两名进士，而明代的那位进士吴谦，至今仍未发现多少可羡史迹，只有清代冯敏昌一人，竟也闪发了文化的光辉,算是这漫漫长路的荒野中，孤峰独秀。
而钦州下辖的灵山县在同样的历史长河中，却出了姜公辅等11名进士，为钦州进士总人数近4倍，而且姜公辅竟官至唐德宗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这不能不使钦州深感愧意。
教育如此落后，当然首先因源于经济衰微，而经济衰微显然始于社会政治的不安宁。
这样，共二千二百三十多年悠久的钦州历史能给我们有价值的遗存有多少便可想见了。以至钦州市博物馆建立以后，至今，三级以上馆藏文物共87件，其中一件一级藏品也是乙等的隋墓出土者，灵山则是477件，浦北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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