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王自治其人其事

兰州日报 2014-04-21 17:38 大字

王自治,1889年生,字立轩,甘肃正宁县宫河镇南庄堡人。自幼勤奋好学,立志报国,后与于右任系学友,20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还是在一次探讨甘肃人文题材之时,有专家言说,“时代不同了,王自治的孙子唱开戏了……”这里说的孙子是指王亨,当时系省陇剧院的掌门人兼导演,他的爷爷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自治。

正如1993年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时对其生平的记载:在北大读书期间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会长,积极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解放前曾任平凉中学一中校长、陕西泾阳县县长、甘肃省教育厅科长、难民收容所主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水利局副局长等职。解放后曾任兰州私立志果中学(兰州二中)教导主任,1953年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5年病逝于兰州寓所。

从这些简历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王自治先生可歌可泣的一生。甘肃兰州不乏贤哲人士,特别是在国难当头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甘肃的热血儿男历经磨难终归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进步力量。王自治的后人曾记述先生时认为,其“立下为国为民志,誓向邪恶作斗争”,有了“辛亥革命举义旗,五四运动当先锋”,到后来才会“为官深痛百姓苦,投身教育培新人”。这样的非凡经历不只是先生个人塑造的人生形象,也理应是甘肃兰州极为可贵的一种文化积淀和精神财富。

约在1910年,王自治离家在外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全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热血青年的报国志得到升华。后进入北京大学,使其更加放开了自己的政治视野,进一步感悟到中国的命运和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紧紧绾系在一起。1919年的5月4日,王自治作为北京大学活跃的积极分子,和众多同学如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邓中夏、罗章龙、段锡朋、高君宇等组织并领导了爱国学生参加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当日,他和同学们走出校门集会游行,痛打亲日巨头、段祺瑞执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焚烧了另一亲日巨头曹汝霖的赵家楼住所,这就是史称的“火烧赵家楼”。当时,王自治右手臂受了伤,紧接着大批军警赶到,疯狂捕人,其和另外31名学友当场被捕。

北京爱国学生被捕入狱,激起举国民众义愤。5月7日,段祺瑞执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而王自治又被众生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由此王自治声名大震,随后又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了挽留因“五四运动”而受亲日派攻击不得不辞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罢课运动及爱国讲演活动、抵制日货运动。6月,王自治等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国人继续斗争,拒绝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从而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使先以学生为主的“五四运动”发展为工商各界人众都参加的全国革命运动。事后,王自治和甘肃籍同学邓春膏、王和生等写信、寄传单回乡,向甘肃人民介绍“五四运动”情况,使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扩大到甘肃各地。

读到这段历史,我们自然对王自治其人其事油然产生敬意。1920年其来到省城兰州,任省立兰州一中数学教员,此前还和学友们发起成立了“新陇杂志社”,创办《新陇》月刊,其任编辑部主任,发表对甘肃社会、教育、妇女等问题的见解和评论。他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望陇人之觉悟奋发及污浊社会之改良”,还转载《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北各地青年纷纷外出求学,追求真理,回报故乡,回报兰州。

人,是社会的人。王自治纵使北大毕业后报国之志不减,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因国民党元老、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推荐,民国16年(1927年)王自治上任泾阳县县长,任职期间,他深知劳苦大众不得安居乐业的根源是苛捐杂税,是政府的腐败。当地驻军向县政府屡加粮饷,其人因不愿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愤而辞职。泾阳人感其恩德,称之为“王青天”,为其立了功德碑。两年后,于右任又委任其为南京赈务会水灾难民收容所主任,次年又被任为上海难民收容所主任,办理为甘肃旱灾捐款事宜,后又从事慈幼工作,再一次表现出其救民于水火的良苦用心。多次转辗中,王自治切身体味到民间的许多疾苦,仍不放弃追寻,继续在从政、参议、教育、水利诸方面寻找自己乃至甘肃的出路,遂定居省城兰州。

王自治祖上家族原本是当地的大地主,年雇工38人,还设有酒坊、猪场、药庄和字号“德盛魁”等,擅经营,懂勤俭,走“耕读传家”之路,更传承“存善尚德”文化理念。据其后人记载,战争年代老家所在地为红白交界的“拉锯区”,彭德怀当年途经时亲笔打下借粮五百担的条子;民国十八年闹饥荒,王家乐善好施,庄子里没有饿死一人,因此,王家虽属甘肃的大地主,但无民愤,循规蹈矩,解放时定为“开明地主”。在这样的家境中,王自治虽然有盘缠能外出读书、工作,但从来不为不义之财所动;“不纳妾,不存钱”为其信条;一生正气,廉洁为公,自食其力,生活十分简朴,其外衣和内衣要穿到十年之久,一件长皮袍穿到去逝,还留言转给儿子之用。这种积习与其在任的表现完全吻合,自见其人格魅力。

王自治一向刚正不阿,且就事论事,受到社会人士的高度赞扬。其曾认真提出过甘肃的“八个问题”,势必在1957年戴上“右派”帽子劳动改造,经历了最为严峻的人生洗礼。明知危险重重,偏为人鲠直敢说真心话,他和挚友邓宝珊等人当时被誉为甘肃省的“四大鲠”,其脾气性格可见一斑。王自治先生写过许多诗词,将自身经历和世间万象常以诗文叙发出来,从不隐忍,也从不出卖良心。在兰州钢厂劳动时,写了《悔悟感恩六言诗》:“我有顽强精神,爱国不该后人”,“幸蒙宽大政策,许我改过自新”,“今日蓬勃现象,非党实难设想”,“不断创造奇迹,不枉生世一场!”——将自己内心的冲突与多重感识和盘托出,足见其人品与个性之鲜明色彩。

王自治先生的孙子王亨至今还保存着一条谜语:“孤王有病不求医——打一西北名士姓名”,即“王自治”。这挺有趣,也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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