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军：追寻安庆老城文脉
在江畔迎江寺内的迎江楼里，汪军坐了下来。与往常一样，他习惯性地背着一个包，只是这次他并没有带上他的相机。他刚从龙门口谯楼那边走过来，因为清末受安徽布政使沈曾植之邀的湖湘名士王闿运曾经居住的西园又有了新的考证发现。
安庆老城的小巷里弄，给童年的汪军留下过深刻记忆。大约是为了寻找这份记忆，或是一份文化情怀使然，近几年来，汪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古城安庆文脉的追寻上，并试图通过文字复原那个曾经对近代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安庆老城文脉。
本世纪初，汪军主编了一本长达70万字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的书。在这本书里，汪军开始推广和传播皖江文化概念。在汪军眼里，八百里皖江，文化的中心仍是安庆。
“明代南直隶是皖江文化的母体，南直隶上江和下江，浙江的浙东和浙西，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晚明东林党——复社时期，上江地区涌现了郑三俊、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等一批仁人志士，形成了鲜明的上江士风。清初江南分省，皖江地域意识开始萌苏。秉承上江士风，翰林朱书最早提出皖江文化概念，反映出新兴的安徽省地域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自觉。”汪军说，“由于建省以来至抗战沦陷，安庆一直是安徽省会，皖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术流派都出自安庆府，这自然导致安庆是皖江文化的中心。”
《记忆场》是汪军新近撰写的第一本关于老城安庆的书。这本书里藏着两条脉络，即时间上以晚清到民国为枢，空间上以老安庆小巷里弄为纽。之所以以此为枢纽，汪军如此解释，“要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街巷有机的融为一体，让每一个历史街区都有自己的专属记忆，散发出独特的人文光辉。”
迎江楼的客人并不多，汪军点了一杯岳西翠兰。谈到兴起处，汪军不自觉地用眼光瞟了一眼不远处的长江。隔着江堤栏杆，江水浩荡，舟行不歇。时光仿佛流转到百年前，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那些穿梭于安庆城的文人志士们也是这样面对着浩瀚的长江，最终走向全国，进而影响和改变了近代中国。
在“记忆场”里，并不只有汪军个人记忆里的安庆城，更多的是活在历史深处的老安庆。 ——编者
老省城安庆是皖江文化的中心
黄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努力推广皖江文化这一概念，从最早主编70万字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一书，到后来创办皖江文化研究会，然后是撰写文章和举办各种学术活动来传播皖江文化。你是如何理解皖江文化？安庆这座城市在皖江文化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汪军：2004年第一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安庆召开，安庆师范学院资助、我主编的七十余万字《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同步在会上推出，皖江文化由此构成了一个体系。明代南直隶是皖江文化的母体，南直隶上江和下江，浙江的浙东和浙西，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晚明东林党——复社时期，上江地区涌现了郑三俊、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等一批仁人志士，形成鲜明的上江士风。清初江南分省，皖江地域意识开始萌苏，秉承上江士风，翰林朱书最早提出皖江文化概念，反映出新兴的安徽省地域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自觉。由于建省以来至抗战沦陷安庆一直是安徽省会，皖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术流派都出自安庆府，这自然导致安庆是皖江文化的中心。
城市文脉是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
黄涌：为什么取“记忆场”这样的书名？它与你心中的安庆城市文脉有何关联？
汪军：这本书的缘起是去年11月份大皖徽派的专访，主题是讲以老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江文化。在近代文化转型期，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安庆云集了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沈曾植、严复、徐锡麟、熊成基、陈独秀、胡适等人物，在全国都有一种标本作用。那段时间的实验对当代甚至未来的社会转型，都有借鉴作用，皖江文化的研究意义正在于此。上次讲了以后，很多人建议可以出一本书，老省城安庆的旅游是一种精神遗产，老城改造后看不到多少遗迹，必须要有当地文化人做向导。鉴于大家有这个需求，历时半年出了这本《记忆场》，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地图，以后大家去安庆老城可以按图索骥，这本书就是安庆深度旅游的导游图。最高端的旅游，就是接触这个地方最原始的人文信息、地域文化最独特的精神密码。
黄涌：我注意到，你的书里有两条脉络，即时间上以晚清到民国为枢，空间上以老安庆小巷里弄为纽。你为何要通过这两条脉络来讲述安庆城市的文脉？
汪军：以老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江文化是近代都市型文化，高低起伏的九头十三坡，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弄，一般人很难进入，或进入后便迷失其间。《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市文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街巷有机地融为一体，每一个历史街区都有自己的专属记忆，散发出独特的人文光辉，这是历史和旅行的深度结合。皖江文化和安徽其它文化最大的不同，淮军和徽商都是走出去，皖江文化是全国各地的精英走进来，在城市街巷留下了深厚的人文烙印，这当中省会起了很大作用，安庆也是皖江流域唯一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以历史街区构建城市文脉，而不仅仅只停留在对人物思想的阐释。
文化不是高大上，一定要结合市井，结合民间，才有生命力
黄涌：你除了从事文化研究外，业余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摄影对于你理解城市文脉有何帮助？
汪军：记忆场是对历史街区的构建，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有独特的色彩，我们用文图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影响深远，我们总是在人文的追溯中获得全面的满足。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文心理结构，就有这样的文化需求，在文化转型中建构起城市文脉。书中很多照片都来源于市井，西方的后街、东方的市井，是当代人灵魂栖息的地方，这几年我拍了很多安庆市井的照片，可能过几年就看不到了，那些菜市，民间小吃，人生百态，都是文化的附着物。文化不是高大上，一定要结合市井，结合民间，才有生命力。
黄涌：新书中配有你很多个人摄影作品，有意思的是，你的摄影多着眼于市井日常，你是如何看待市井生活与文化之间的关联？
汪军：以往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存在着重建筑物轻业态的现象。市井是城市的灵魂，古建筑、原住民、市井生活方式是老街保护的三要素。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城市的文脉附着于历史街区之中，维系老城街区原住民居住及生活方式的恒定，就是对历史文化名城最大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新青年》早期作者高语罕《百花亭畔》就有生动的记载。民国时期安庆对外主要通道是长江航运，经营长江客运的招商局等轮船公司，在码头设有趸船上下客。未设趸船的公司，轮船靠岸后停在江中心，从码头驶来大划子接客，谓之“接江”。“接江”的都是从小生活在江边，水性好，受雇城中各大客栈，收取佣金。上船后吆喝递红帖子，旅客接贴子后，便帮助搬运行李，驶回码头。1905年高语罕从南京坐船到安庆投考高等学堂，深度体验了“接江”码头文化，两个大划子靠近客轮，接江的吆喝声一片，大房栈、福来栈、新大房、长安栈，红帖子四处兜送。接到的兴高采烈，没接到的骂娘，直到登岸进城耳根才清净。从大南门进城后，拾级而上，是一幅浓郁的市井生活画卷。大南门是回民聚集区，多牛肉馆子，当年在城北菱湖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郁达夫、易君左都是这里的常客。易君左小说《塔影》后半部分，法专来了一个新教员龙忍庵，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与汤艺夫年龄相仿，常光顾大南门牛肉馆子，两人曾一口气点了清炖牛肉、红烧牛筋、牛脑髓汤、炒牛肉丝、五香干牛肉、牛肝、牛肺、牛心，可谓食欲大开。直到今天，大南门街牛肉包子店、任家坡早市、水师营鱼市、进士第花市人流熙攘，仍然保持着郁达夫、易君左笔下的市井生活痕迹。读了高语罕、易君左笔下对安庆城市的记录，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生气勃勃的市井文化，哪会有什么城市文脉。
宁安高铁的贯通，重新连结起了中断近百年的清代上江文化之轴
黄涌：你对安庆文化的未来有何期待？
汪军：从历史来看，安庆文化的繁荣与南京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从太平天国到民国，宁安亦构成近代史之轴心。莫友芝1861年入曾幕，1871年卒于兴化舟次，曾国藩有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江表十年，从安庆到南京，曾国藩幕府汇聚全国精英，引领同治中兴。在航运时代，南直隶（江南省）上江、下江区域通过长江融为一体，构筑了斑斓多姿的江南文明体系，无论是晚明方以智、钱澄之、贵池二妙、江上二沈，桐城派方苞、姚鼐，还是皖派碑学邓石如、包世臣，徽班高朗亭、程长庚，都是上下江合作的产物。航运没落后，进入火车时代，安庆长期不通火车，上下江失联，经济文化渐趋没落。进入高铁时代，宁安高铁贯通，相当于重新连结起中断近百年的清代上江文化之轴，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安庆文化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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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城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庆城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