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四十年的歌唱
李阳波
黄发垂髫初懂事理时的我很自卑，在唱歌、体育这样的科目上分数从没超过40分。我以为大声唱、快步跑都是那些强壮、漂亮孩子的专利。
虽不敢放声，但收音机中《马儿，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在太行山上》这些父母热爱的经典启蒙了我最初的乐感。无论是激越飙升的高音还是行云慢板的低音，都让我感受到音乐的美妙。
改革开放之前，以颂歌为主的革命歌曲铺天盖地而来。跟所有的同代人一样，我立即就学会了所有的“红歌”。从《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到《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沁园春·雪》到《长征组歌》；从《老房东查铺》到《老两口学毛选》；从《语录歌》到《浏阳河》；从《白毛女》插曲到所有的样板戏唱段，我都无师自会了。于是，从李铁梅唱到阿庆嫂，从杨白劳唱到江姐。
记得1978年底，有位玩伴让我去她家听留声机。那时，她的父亲还没平反，她把厚厚的深蓝色棉布窗帘拉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台老式留声机，《敖包相会》的歌曲如流水般飘了出来，像一道清亮绮丽的天边霞云，立即俘获了我的心。我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么好听的歌儿。
1987年9月，我离家去庆阳师范学校读书，有位会唱《外国民歌二百首》的男生特别受欢迎，他成了各个班争相邀请的歌星，每天晚上轮流去班上演唱忧郁的歌。那个腼腆瘦弱的同学，总是暮色中坐在校园外的井台上吹口琴，吹的都是忧郁而深情的外国民歌。那悠扬婉转的歌曲，后来，我很快学会了那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
1990年，我到马莲河边一所村小任教，青春的勃勃生机让我尽情地在歌声里释放，广袤的黄土地是舒展嗓子的好地方。田野的清新气息与歌声交融着，让体力劳动成为至高的享受。我边洗床单边唱《我们新疆好地方》，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西北晚霞下的田园风光。
1993年我调回到城里，通俗歌曲焕发出勃勃生机，民歌也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于是从《敖包相会》唱到《小城故事》；从《外婆的澎湖湾》唱到《蝴蝶泉边》，千姿百态的歌让每个平凡的日子光鲜起来。考试败得最惨的那次，我下班骑车在大街上，在血红的夕阳中唱《哭也是歌笑也是歌》，心豁然静了下来。
1995年，我借调到西峰区委宣传部，一边打杂一边轻声哼唱，领导从紧邻的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注意一下影响！”后来，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我总是边骑车边唱歌，歌声随风飘去，像个城市的“游牧族”。《东方之珠》的端庄、《掌声响起来》的激情、《南屏晚钟》的意味深长，都伴着我在路上。
24岁的女儿从崇拜张信哲和王菲中长大，我却最爱韩红、刘欢和罗大佑。我从罗大佑的歌中忆起自己的青涩岁月，从韩红的歌里感悟到有丰富层次的人生。近几年，当我有了能支配的一点儿闲暇，便发现同代人都参加了雨后春笋般的合唱团。从“将军之后合唱团”到“北大荒战友合唱团”，从社区合唱团到校友合唱团再到民主党派合唱团，人人都在唱，人人都在飙《青藏高原》的高音。
最近，我周末去东湖公园，见到很多如痴如醉唱老歌的草根，不由也加入吼了一曲《红珊瑚》，那叫一个痛快！从南佐遗址公园到庆阳体育场，中老年人成了公园歌手的主力，都有着以知青、老三届等“新新老人”为主体的合唱团，唱的都是半个世纪前传过来的红歌，那些歌承载着一代人逝去的青春。
或许，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每个庆阳人都在歌声中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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