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中心再次发现大面积明代蜀王府遗存和隋唐摩诃池池苑建筑 秦汉到明代的成都生活区在这里
■天府早报记者 段祯 实习生 林彬
继2013年成都市体育中心发现隋唐时期中央公园摩诃池以及明代蜀王府一角以后，成都东华门遗址迅速破格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府早报记者22日从省文物局获悉，从2015年至201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再度对体育中心球场以及南面进行考古发掘，再次发现大面积的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遗存以及隋唐时期摩诃池边的池苑建筑。
发掘蜀王府建筑群
出土明代宫廷瓷器罕见精品
2013至2019年，为配合“天府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羊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据东华门遗址考古领队易立介绍，这其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收获：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
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张仪、张若等筑成都城，其中大城为蜀候、蜀相、蜀守治所，此后的两汉六朝时期，大城一直为成都的政治中心。东华门遗址约处在大城的中部偏东，发掘出土了排水沟、水井、灰坑等，以及大量的陶质器皿、瓦当、筒瓦、板瓦、钱币等生活遗物，与当时城内高等级的衙署府治或宫室殿宇等建筑物存在密切关联。
明代蜀王府，即明代蜀藩王的府邸，旧址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城区。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下达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竣工，前后营建近9年。在蜀王府先后生活过的蜀藩王共计10世13王。蜀王府在明代历史上曾出现两次宫墙颓坏，三次火灾，经过两次维修，但未遭大的损坏。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建大西政权，曾一度据王府为宫，清顺治三年（1646年）遭毁灭性破坏，存续时间长达256年。
易立介绍，东华门遗址发掘的蜀王府建筑群，主要由城墙、道路、河道、凸台、踏道、桥梁、木构建筑、水池、台榭、码头等各类设施组成，功能上主要是宫城内的苑囿区，占地范围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00米，总面积超过24000平方米。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皿、建筑构件、铁器、木料、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其中的几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瓷器，为明代宫廷瓷器中罕见的精品。
发掘步道、庭院、水池等遗存
证明“摩诃池”的确切存在
摩诃池，又名龙跃池、宣华池、宣华苑，是隋唐至两宋时期成都城内著名的池苑园林景观。池开凿于隋代，相传为蜀王杨秀（573-618年）展筑成都子城的取土处。唐代中叶以后，此池声名渐起，已为城内一大胜景，是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宴饮和游玩去处。除却园林景观的功能外，摩诃池亦为唐代成都全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用水保障。五代前蜀立国于成都，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衍又名宣华池、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修建宫殿，一度成为皇家园林。后蜀孟昶在位时,于宣华苑广植牡丹,故又名“牡丹苑”。两宋时期，尽管摩诃池的范围已开始缩减，但仍不失为城中一大盛景，名仕往来者依旧络绎不绝。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营建蜀王府，填池以做基础。
东华门遗址发掘的摩诃池池苑园林，建筑年代从隋唐至两宋，延续600余年，主要有池岸、步道、庭院、殿基、沟渠、水井、小型水池等，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皿和建筑构件，基本展现了池苑东岸一带的建筑格局面貌。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自战国末年以来，即为张仪所筑大城的核心生活区，证实了以往仅见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之‘摩诃池’的确切存在。”易立说，尤其是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和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工艺精良考究，为研究长达2300余年的成都城市史提供了珍贵参考依据，是考察成都古城形态及其演变进程的文物窗口和时空坐标，同时也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与文脉所在。
三部分收获
据东华门遗址考古领队易立介绍，这其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收获：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
意义重大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自战国末年以来，即为张仪所筑大城的核心生活区，证实了以往仅见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之‘摩诃池’的确切存在。”
建筑群内有一宽18米河道
蜀王府左花园找到了
易立介绍，东华门遗址发掘的蜀王府建筑群，约占蜀王府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一条人工开挖的河道逐渐显现，将历史从蜀王府遗址深处揭开。该处河道最宽处约有18米，窄处约有10米左右，东西延伸长达80余米，南北延伸超过200米。河道一侧，有一水池，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中间设有方形小岛，应为台榭建筑。
“最初我们对河道的性质并不明确，直到对体育场内部考古发掘时，发现河道往北一直延伸至体育场内部，并与遗址中发现的大水池相接。”易立说，根据其平面布局和建筑组成结构，考古工作人员推测，其应为蜀王府内的一处“后花园”。
文献记载，蜀王府有“左花园”和“右花园”，按照对应的理解，一处花园设于东边，一处花园立于西边。此次发掘的是蜀王府东侧，则其对应的应为“左花园”。在东华门遗址东侧，靠近东华门街的位置，考古队员们发现了蜀王府宫墙遗址。易立介绍，蜀王府内外有两道墙。其中外侧墙称为萧墙，内侧墙称为宫墙。考古发掘中重现天日的，便是位于内侧的宫墙。
据介绍，此次发掘的是东侧宫墙，由于破坏较为严重，目前仅揭露出基础部分。从其建筑结构看，该墙的建筑规模应十分宏大。“再加上已经发掘的河道、水池，包括蜀王府内部的一条道路，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展现了蜀王宫‘非壮丽无以示威仪’的建筑理念。”
（综合封面新闻、四川在线）
未来>>>
致力将其打造为文化地标
7月19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召开成都东华门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方案专家咨询会，邀请意方专家与中方专家一道对东华门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进行讨论咨询。
专家们认为，东华门遗址是具有极高价值的重要考古遗址。东华门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方案设计应致力于将遗址打造为成都市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并作为成都市创建世界文化名城的支撑项目来认真对待。
新闻延伸>>>
出土鸟类遗存的数量
远大于哺乳动物
据介绍，蜀王府遗址中，出土鸟类遗存的数量远大于哺乳动物，这可能体现出先民对食用鸟类动物的喜好倾向。
而鸟类动物中，雉科动物和鸭科动物的数量远远大于其他鸟类，这说明先民更多的食用雉科和鸭科动物，而较少的食用鹤科和鸦科动物。先民可能对家鸡、家鹅有着更强的喜好上的倾向性；鹤可能是王府园囿豢养的鸟类，乌鸦可能是先民偶然所捕获的鸟类，它们并不是日常食用所选择的鸟类动物。
哺乳动物中，猪科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是最多的，兔科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数量仅次于猪科动物，这与四川成都地区现今喜爱食用兔的饮食习惯是相对应的，可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饮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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