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一块石头（下）
本报记者 禄永峰
一
1920年6月4日，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在华池县出土，距今约1.8万年。这块来源于旧石器时代、看似跟普通石头没多少差异的珍贵旧石器，让人难以想象，它从深藏大地万年到考古发掘出土，从“失踪”数十年到重新展现于世人，期间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神奇秘事。
我的疑虑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中国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距今已经近百年了，庆阳本土和国内的文物工作者，仍然将研究的目光停滞在过去，不得不说，这是百年的尴尬。
单单就第一件旧石器的具体出土地点，一直有赵家岔、幸家沟两种说法。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各种资料将出土地称之为“甘肃庆阳遗址”。与桑志华《十年行程录》记载“三件旧石器是在两个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掘”不符。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学家贾兰坡实地考察后，将三件旧石器出土地点确认在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这一结论，后被学术界广泛应用。
1979年至1990年间，有两人对旧石器的出土地点与实际不符提出疑议：一个人是天津自然博物馆黄为龙，一个人是甘肃博物馆张行。
但他们两人的不同观点，当时均未引起学术界注意。
为澄清这段遥远的历史真相，2003年本土研究者郭含殿沿着桑志华考察发掘路线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证明，贾兰坡将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定为旧石器遗址是正确的，但该地并非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地。
之后，郭含殿在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看到，这里的地形与桑志华《十年行程录》绘制平面图十分相似，当年宏大的发掘遗址仍然清晰可见。陡峭的山崖上有几处发掘的小洞，崖基有3米多高的发掘痕迹。崖下台地上，大面积发掘现场虽已被积土埋没，但坑穴可辨。这个地点南距庆城县城里程与桑志华所记相同，这里就是第一块旧石器出土遗址，地处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
郭含殿认为，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遗址应称为甘肃省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遗址，另外两件旧石器出土为甘肃省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两处遗址相距18公里。
像贾兰坡曾经提出的观点一样，郭含殿的“遗址说”同样面临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
2008年7月15日至2009年11月8日，陇东学院教授张多勇几次步行来到马家拐沟，发现这里红土地层中也有化石出露，红土剖面不见化石出露，这里距柳树河教堂较近，约6公里路程，与《十年行程录》记载居住在距柳树河12公里的陈家，距离不符。同时，马家拐沟的化石出露不好，桑志华不会到了幸家沟，对化石密集的幸家沟不进行发掘，而到化石出露不多的马家拐沟去发掘，于理不符，最重要还是他的日记丝毫没有提到马家拐沟的名字。
张多勇最后分析认为，华池县五蛟镇吴家原行政村幸家沟自然村的幸家沟是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的出土地。
由此可见，唯有权威认证、科学认证，才是化解论述之争的最终出路。
与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遗址一同有待认证确认的还有：关于旧石器的文化归属年代。当然，最终的各种定论，还有待国家权威部门做出科学的鉴定。
二
桑志华在华池的第二次考察发掘，丰硕成果远远在他们料想之外。他不仅发现了中国出土最早的三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序幕，而且在华池县采集到的三趾马等动物群化石，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史中第一次用现代地层古生物学方法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据郭含殿讲述，华池发掘的化石和搜集的动植物、岩矿、古生物、古人类遗物标本约有400立方米。当时的“重量级”的运输工具只有骆驼。桑志华雇用83头骆驼，组成长长的驼队，运回天津，存放在他于1914年在献县教会支持下创办的博物院筹备处。地点在天津天主教崇德堂（原营门道）的房间里。
1921年底，在法国人天主教会献县教区及天津法租界行政当局的支持下，开始筹建博物院。1922年，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建成主楼三层，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
华池发掘的第一块旧石器和两枚石英岩石片，开始在该博物院展出。
然而，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颇具科学研究价值的第一块旧石器和两枚石英岩石片，连同部分旧石器及“河套人”等化石标本，安全保存受到威胁。北疆博物院决定在北京东交民巷成立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将大部分人员和部分标本转移北京。
一时间，无法估量和取代的镇宝重地——北疆博物院人去院空，一切停滞和定格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1938年，桑志华回国，罗学宾接任北疆博物院院长。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这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40年，由罗学宾和裴文中（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员）亲自将化石标本转移北京。这些标本均贴有北疆博物院的保管编号和标签。
在这次转移中，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可能运到了北京。
抗日战争胜利，国务院通知京、津两地分别接收法国人在华财产。天津接收北疆博物院，改称天津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接收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后将接收的化石标本移交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
然而，1956年中国古脊所研究员张森水却证实，他从古脊所成立就一直在那里工作，曾多次参与藏品整理工作，从未见过第一件旧石器。
天津自然博物馆黄为龙说，1979年曾到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查询资料时目睹过那件旧石器，但当时未问及来历。从此之后，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就下落不明了。
看来，要目睹中国第一块旧石器，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
三
一场侵略战争，搅乱了太多格局。一块沉睡于大地深处留有文明痕迹的石头，同样未免罹难。
三件旧石器存放地，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大多的研究文章，只提研究价值和出土意义，从不谈及存放地。最早记载具体存放地的是《华池县志》（1984年版）。该志“第一编地理志”称：“存天津市博物馆”，而“第五编文化志”却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后矛盾。
遗憾的是，迄今90多年已逝，对华池发现的古人类研究史上这一重大史实，除了一些史学家少量的研究文字外，媒体鲜有关注、社会几近淡忘。
更为遗憾的是，人们对三件旧石器的出土时间、地点、文化年代归属划分和原文物今存地点，出现了一些不符实际的说法和谬传，因而对三块旧石器的历史价值和地位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为此，近年华池县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天津，走访有关专家学者，查阅史料，并多次到县内遗址调查研究……这一切，就是为了寻找真相。
郭含殿就是多次前往北京、天津及出土地的考察人员之一。
经查证，1920年8月10日在赵家岔洞洞沟发掘的两枚石英岩石片，一直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编号分别是：THA00011和THA00012。但1920年6月4日出土的第一块旧石器，直至2007年，才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一所库房的角落发现。
听到消息，郭含殿再次到北京，拍摄了这件“国宝”的照片。至此，寻找，寻找……一个历史的角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珍藏着中国第一块旧石器，沉默多年，终于安静地展示于世人眼前。
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馆藏编号为P7611。
往往，历史就这么简单，所有秘史“浓缩”成一组数字，终了成为揭开深厚的黄土层下，许许多多事物“谜底”的唯一钥匙与密码。
四
中国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让世界记住了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北方的看法。中国北方，广袤、深厚的黄土大地上，同样找回了古人类文明的印记。
然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桑志华的成功发掘并没有完全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在《庆阳地区志》《庆阳地区文物概况》等一些历史记载书籍中，则用“偷偷运走”“据为己有”“盗掘”“窃取”等评价性词语记载了这一史实。
桑志华不仅发现了中国出土最早的3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序幕，而且在华池县采集到的三趾马等动物群化石，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史中第一次用现代地层古生物学方法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桑志华是中国古生物、古人类研究的开拓者。他在中国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几十万件，并创建了北疆博物院，成为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桑志华主要著有《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十年行程录》。
这些考察和研究成果，详细记载了在甘肃华池发掘三件旧石器及大量古生物化石的经过，扩大了其国内外影响力。
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可以说是自1920年法国桑志华神父在甘肃庆阳赵家岔黄土底砾层中发现旧石器肇始的。”
正如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所说，“1920年6月4日在辛家沟（应改为幸家沟）黄土层中发现的1件石核，8月10日在赵家岔发现的2件石片，使桑志华首先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
2004年，在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90周年之际，为纪念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天津电视台摄制专题片，回放桑志华当年艰辛的考古历程，给予了桑志华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切不实之词已随之销匿。
现在，我两脚沾满泥土，站在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出土地，一语千里也无法穿越透人类十万年历史文明的时空，我对这一块神奇的石头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仿建一个放大几十倍的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像一个巨人握紧的拳头一样，矗立在黄土高原上。
而且，一定要注明年代和出土地，用中文、法文镌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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