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父亲逝世百日纪念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３日凌晨，我亲爱的父亲走完了他８５年人生之路，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去世的１００天里，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他老人家还如平常那样倔强而慈祥的面孔；坐在家中沙发上读书看报的专注神情；在院子里种菜浇水的劳动身影。待回过神来，方知这是梦境虚幻世界，这时，我已泪满眼眶。
我的父亲王占昌，１９２７年４月出生在甘肃省合水县一个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家庭。１９４４年１月，不到１７岁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罗家畔乡政府参加了革命。同年７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了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大生产运动。从此，父亲就把自己的个人使命与党的事业、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经过两年的锻炼，１９４６年７月，父亲担任了合水县二区区委副书记。在敌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情况十分危急的形势下，父亲勇敢地参加了著名的西华池战役。同时，还在一些地方发动群众搞土改。１９４８年４月，受党的派遣，担任了宁县工委西区地下工作组组长，改名为赫德福，进入敌占区进行地下工作。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和全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其间，一天夜里，父亲在宁县新庄附近和敌人遭遇，战斗中右胸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身负重伤。１９４９年７月，父亲挎着带伤的右臂，随甘肃工委，踏着兰州解放的隆隆炮火，进驻兰州，开始了他和平年代的工作。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父亲也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先后被任命为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重新工作后的父亲，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实现他心中的宏伟蓝图。在此期间，父亲经常徒步走村串乡，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吃住在农民家，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父亲下乡曾经住过的转渠口乡和杨家桥乡的两户农民，过一段时间，就进城来家中看望父亲，还要带上他们自家产的农副产品。后来父亲当了省级领导，他们还来兰州家中进行探望，与父亲结下深厚的友谊。
１９８０年９月，父亲走上了省级领导岗位。一开始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中央决定成立省一级纪律检查筹备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筹备委员会第一书记，并在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甘肃省第六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１０年。
１９９０年，父亲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主动向组织提出了退居二线，不再担任纪委书记一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时刻将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高尚品德。
父亲一生爱憎分明，坚持原则，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嫉恶如仇，横眉冷对。不仅自己始终保持着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家人、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母亲到退休一直是一名普通干部，我们姊妹三人也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在工作安排、职务提拔等方面打过招呼。他的专车，除了上班、开会等公事外，很少用车，家里人更不能用。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傍晚，我妻子身体不舒服，感觉有临产征兆，此种情况下，都没用父亲的专车，而是由我推着自行车送到公交车站，转乘公交车去的医院，当晚就生下了我的女儿。
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对生活却是充满爱心，善待他人。在单位如此，在家里也是一样。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近６０年，两人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互相爱护、彼此关心。母亲平时身体不好，需要经常打针吃药，为了方便以及不麻烦护士，父亲年轻时便学会了打针，能不去医院的，就在家里亲自给母亲打针。有时，我们病了也能“享受”到父亲的这种关爱。１９６５年，二姐得了脑膜炎，由于当时酒泉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发展到了生命垂危的程度，父亲急忙从外地赶回，亲自找大夫，和母亲彻夜守护，终于从死神边上把二姐救了回来。
由于父亲在老家人们的眼中是“大官”，家乡经常来人找父亲办事、解决问题，父亲每次都以好言相劝，给他们一些生活费，让他们回去好好生活。父亲离休后，在我们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送女儿时，父亲就推着自行车，亲自去学校门口接送孙女。此时的他，完全没有“官架子”，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疼爱晚辈的老人。总之，父亲的慈爱与心血，渗透在全家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人心中。
父亲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他没有留下多少财物，但他留给我们的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儿孙永远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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