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好孩子：当代育儿者面临的德育困境
迷茫：育儿者面临的德育困境
现在有很多育儿指导书，我女儿也买了很多这类书，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育儿建议。有时她全盘接受西方规范。比如，当我外孙金奇摔倒在地上时，她不会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只是让他自己起来。但有时她会忘记西方的方法，因为毕竟她也不是在西方环境中长大的，我的家庭也不是西式家庭。而且，即使你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并在育儿方面有这种意识，如果其他人不信这个，你也很难实施。总而言之，复杂的环境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金奇的外祖父是本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这段话简洁指出了当代家长在道德培养上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多个层面上显现出来。
第一，育儿者迷失了方向，因为在道德教育中，很难在多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例如，金奇摔倒时，按照中国方法，特别是外祖父母，马上就想去保护孩子、马上把他扶起来，而按照年轻父母奉行的（想象中的）西方规范，他们不会做出干预，而是要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
第二，说和做之间有矛盾，因为父母的行为有时与他们的话语相冲突，道德教育思想往往与孩子在现实中的遭遇有所冲突。例如，金奇的外祖父母说，即使他母亲理念上更喜欢西方的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总是遵循这些规范。
第三，一些家长认为这是个不道德的世界，在儿童道德教化与未来成功生存之间很难实现平衡，因而无奈。一个人的社会化策略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的观点和选择纠缠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对他人行为的预测。正如金奇的外祖父所感叹的，当你的观念与大多数人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你就身处困境。而且，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这些困境环环相扣。
“想象中的中国”与“想象中的西方”规范
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我在田野调查中反复遇到的主题。我采用了冯文在其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生活的著作中对价值观的定义：“价值观是简单的启发式术语（heuristicterms），人们常用来讨论文化模式中他们认为好的、重要的、值得效仿的方面。”冯文关注的是垂直维度的社会化和文化传播、由亲子交流问题引发的父母和青少年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我将强调水平维度，即在道德社会化中，育儿者他们自己面对冲突价值观如何进行选择的困境，特别是在“想象的中国”和“想象的西方”之间。
我个人觉得这对像我这样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困境：一方面，你中国式地养治；另一方面，你想要一些西方纪律管治。中国方法如何与西方接轨？哪一方面你都不想放弃，这是很矛盾的。举例来说，你想要给孩子足够的自由，但你也想保护她。我从书中读到：如果你希望孩子在某方面成长，那么你需要放松自己的干预。所以，如果你希望她勇敢，你最好让她“吃苦”。理论上我知道这个，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坚持。比如说，如果我想让她多吃点饭，那我应该让她不想吃饭时就饿着。但是我做不到。我会尽力把饭喂给她吃。
思雅的母亲在家做兼职，但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上。她不断地质疑自己的育儿理念和策略，因为她女儿很固执，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所以她会把自己的育儿理念和策略与书中专家的说法或其他父母的建议进行比较。她担心女儿不听话，家里对她太宽容，但同时，她也不确定是否应该听从别人的建议，对她的女儿严厉起来。在育儿“战争”中，她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喂饭。在很多家庭中，学龄前儿童经常由父母或祖父母用勺喂饭。这成为一些碧玉父母焦虑的来源，这是他们的持久战。思雅的母亲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她甚至因为处理女儿的饮食问题而抑郁。思雅身材瘦小，饭量很少。就像思雅的母亲所说，她不知道是否应该让她的女儿“吃点苦”，如果她拒绝吃饭就饿一顿。尽管父母们知道孩子们不会挨饿，他们拒绝吃饭主要是因为不太饿，但家长又按捺不住想要孩子们多吃点东西、一次吃完饭、而不是断断续续地吃零食。正如思雅母亲所解释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吃饭问题也关系到锻造独立和坚韧的道德品质。
思雅母亲的观点说明了城市年轻父母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典型的价值观冲突，主要体现在“传统中国”价值观和“新式西方”价值观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传媒和流行的育儿指导书籍中，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被推崇为“科学”和“现代”。很多家长读过各种各样的育儿指导书，其中很多书都以所谓的西方育儿方式为特色，并将其与中国育儿方式进行了比较——缺乏依赖性、创造性和对他人缺乏关爱等刻板印象。她使用的“接轨”一词，字面意思是将两条不同的轨道连接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象征着中西社会价值观的融合。这种困扰她的冲突和金奇外祖父提到的相似：当中国方式，或者说“想象的中国”方式强调相互依存和保护孩子，特别是在整个大家族共同照顾一个孩子时，西方方式，或者说“想象的西方”方式强调独立和自主。讽刺的是，思雅母亲并没有把“不干涉”理解为“不管教”，而是将独立自主看作是家长严“管”的结果：通过减少父母介入和帮助来训练孩子学会独立。相比之下，在喂孩子吃饭和孩子摔倒的具体案例中，中国育儿的特点则是“养”，就是帮助与保护小孩，喂他们吃饭，扶他们起来。
我更倾向于使用想象的中国和想象的西方这两个术语，而不是中国和西方，因为这种二分法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或边界。它只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这些想象本质上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情境因素和个人经历。例如，冯文指出，自立/独立植根于儒家的修身传统，并在中国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公民建设运动中获得了新地位，这些运动至今仍在进行；而大连市（冯文实地考察的城市）的家长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孩子应该通过吃苦来培养独立，从而使他们能够承受未来的困难。这个版本的“独立”实际上类似于思雅母亲所支持的可取的“纪律”，但有趣的是，思雅母亲所认为的纪律恰恰是“西式”的。
事实上，思雅母亲所说的过度保护的“喂饭”现象，最近才成为父母反思和教育谴责的对象，与现代西方以及不干涉进餐时间的科学教育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不良教育方式的一个例子。这种反思和批评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生而产生，并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时期“421”家庭结构的出现而声浪渐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长起来的上一代人的经历，实际上与这种“养育”图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父母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养育多个孩子时，没有一个孩子会直到5岁还享受每顿饭都有人喂的奢侈。那时候，父母只给孩子们预先准备好食物，孩子们只能自己吃，没有人会被爷爷奶奶追来追去，一勺接一勺地喂。
由于“中国”和“西方”方法的对比是一种想象中的二分法，父母对中国或西方的道德社会化价值观有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解释。这种不协调的部分源于父母对自己教育方式的自我认同。例如，天天妈妈抱怨体罚，认为这是中国家长严厉专制的一个例子：“据说在美国，打孩子是违法的，对吧？如果你那样做，警察会来的。虽然在中国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我希望家长们能意识到体罚有多可怕。说实话，有时候打了儿子一巴掌，我真的很后悔，很伤心。此外，我还读到过“打孩子的父母是最没用、最无能的”。我感到很羞愧。”
思雅母亲认为自己对女儿太宽容了，而天天母亲却责怪自己对儿子太严厉了。思雅母亲认为她的女儿被过度溺爱，这与人们对中国“小皇帝”的刻板印象一致，但天天母亲则强调了一种对中国式育儿的不同刻板印象。纵容和强迫都是家长们认为的中式教育的糟粕。
喂饭和体罚是家长面临的典型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在孩子的健康成长方面，很难调和两种想象中的喂养方式。天天母亲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尚未实施。她把自己定义为“70后”，以区别于“80后”——像思雅母亲和我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思雅母亲那样的“80后”父母和天天母亲那样的“70后”父母都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想象的中国”和“想象的西方”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不管这些价值观指的是什么；老一辈的祖父母们也不知道该向他们的孙辈传递什么样的道德信息。
金奇是2A班一个4岁的男孩，主要由他的外祖父母抚养。他的父母都在H市出生长大，他的外公是一个成功且受人尊敬的商人。金奇从周一到周五都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只有周末才和父母住在一起。金奇的外公，J先生，和我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不怕麻烦地帮助别人，也包括陌生人在内。举个例子，在一次去澳大利亚的商务旅行中，他遇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男孩正要独自乘坐同一航班去澳大利亚上高中。在海关通关时，他被发现携带的现金超过了海关规定的最高限额。男孩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J先生看到了，就去和海关人员交涉，解释说这钱是男孩的父母准备的，他们不知道会违反海关规定。J先生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解决这个问题，差点儿误了飞机。但最终，J先生和这个十几岁的男孩一起登机了。与J先生同行的同事们感到不解，无法理解为什么J先生会耐心帮助一个陌生人。他们告诉J先生：“如今你应该小心才是。谁都不会帮助不认识的人的，这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现在只有傻子才会帮助陌生人。”在如今媒体的报道中，助人为乐反而被讹的案例比比皆是，我将在下一章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尽管J先生为自己能坚持“旧”的道德准则而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担忧他外孙的成长。
现在我们成年人总是强调如何教会孩子们在社会中保持警惕，警惕潜在的威胁和危险。比如说，我妻子经常问我：“外公，我们应该安排我们认识的但是孩子不认识的人，看看用糖果能不能“引诱”他，来了解他是否足够小心谨慎，能不能警惕坏人。”你看，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们所做的，可能会对他的道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这么做，我们实际上让他接触到了“欺诈”的概念。如果他相信通过欺骗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如果他误入歧途，后果会非常可怕。这都是因为现在道德环境复杂。在好的地方，你不需要教小孩子关于诈骗之类的东西，因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金奇的外祖父正面临着这种价值观冲突的困境。在他自己看来，多亏了他的母亲，他从小就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道德标准似乎已经过时了，但他选择不妥协。一方面，他想把这种成功的道德教育传授给外孙，把他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有必要教育他的外孙提防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的、不道德的社会。在他看来，这两种信念相互矛盾，因为后者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不相信他人甚至欺骗他人，这样可能破坏孩子的道德品质。这种矛盾使他感到困惑。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对“想象的中国”和“想象的西方”进行了对比：“危险且不道德的”与“安全且道德的”。他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都有过很多海外旅行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到国内外的不同之处。尽管说西方没有欺诈或犯罪是个夸张的说法，金奇外祖父也肯定知道，但是，这种想象中的对比在家长们谈起育儿环境时仍然很普遍。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失调
除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明确冲突，育儿者和孩子们还陷入了更难以言明的困境，我称之为“失调”，特别是育儿者自己言行不一，或者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见与家长教诲之间的失调。我使用“失调”（dissonance）一词，是因为这些不协调通常发生在不同的环境或场合中，也就是说，教育背景下的理想与非教育背景下的现实。前面一节讲的是内在价值观冲突，往往针对相同的情况或问题，尽管动机或理由不同。与价值观冲突相反，在失调情况下，育儿者实际上清楚什么是理想价值，而不是焦虑于在不相容的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面临的困境，是在于如何使现实与理想相匹配，如下文案例所示。
例如，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教师对待孩子时应公平还是偏袒的矛盾反复出现。一方面，老师知道自己应该善待每一个孩子。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理性和感性的考量，很难对每个孩子完全公平。虽然我没有观察到这边家长所说的公立幼儿园的受贿行为，但在碧玉幼儿园，偶尔送礼的情况也确实发生过。老师们认为，总的来说，仅仅因为孩子家长的要求或从家长那里得到好处就偏袒某个孩子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在五月底，碧玉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晚会，每个班都要推选舞蹈、唱歌或其他形式的两三个节目。昕文母亲（也就是梅芳老师抱怨她自以为是地歧视其他孩子的那位家长）找到梅芳，让她把昕文加到一个舞蹈节目中。昕文之前因为舞蹈水平不够而没能入选。梅芳直接果断地拒绝了这位母亲的要求。
方琳老师最初也打算对学生坚持公平政策。她班级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一个集体舞蹈，站成一个三角形。她最初根据个人表现来决定每个孩子的位置，也就是说，谁跳得好，谁就站在前面。然而，出现了两个例外。一个例外是，方琳决定把军军放在三角形的最前面，因为军军妈妈是她的好朋友，天真可爱的军军现在是她最喜欢的孩子。另一个例外是，乐乐的父母和祖父母不高兴看到乐乐被安排在后面的位置。乐乐妈妈给方琳送了在香港买的昂贵化妆品。方琳其实不太喜欢乐乐的家长，因为他们多事且自私，这可以从他们之前对待其他家长和孩子的方式中看出来。但是，她真的很喜欢这份礼物，所以没有拒绝。因此，她不得不在前排给乐乐安排一个新位置。
有时，育儿者完全能意识到，他们自己言行不一致。如前文所述，当代的教育总是被认为太过功利。2012年6月的一个周末，经验丰富的幼教老师建霞邀请我去一个大广场，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那里一起玩耍。广场上有许多儿童商店和早教中心。我们看到了一个知名早教中心，名为“赢在起跑线”。因为这个中心的名字太功利了，显得很滑稽，我们俩一起笑了起来。同时，作为一个圈内人士，建霞知道这个中心的教育方式和它的功利名字很一致。它是一家大型早教公司，在H市有13家分店，宣称要为从出生到6岁的幼儿提供高竞争力的课程，其中包括一门名为“宝宝MBA”的课程。然后，建霞给我讲了她朋友的朋友的故事，那人因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早教中心而感到尴尬：
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M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到这个广场。M遇到了大学同学D，问她：“你在这里做什么？”D说：“我带孩子去上早教课。”M问：“你去哪个早教中心？”D犹豫地回答：“我不太好意思说，因为这个中心的名字太功利了。”然后她迅速离开了，没有告诉我们中心的具体名字。但我和M都很清楚她的意思。一定是这个，“赢在起跑线”。我很困惑：如果她对这种功利为导向的教育方式感到这么尴尬，她为什么还要带孩子去那个中心呢？后来我和D谈了一次话，了解到她其实在为选择哪种教育方式而苦苦挣扎。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真的不认为当前的竞争和功利的教育方法是理想的，但她还是决定把这种功利教育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就像她被迫接受这个一样：“我自己就是在这个系统里接受教育的，所以我的孩子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经历同样的事情。没办法。”
这一事件说明了教师和家长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处理具体问题，从而有意无意地在理想和功利之间做出妥协。
有时，家长和老师日常教导中学到的“对”和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错”互相冲突，孩子们自己也会因此感到迷惑。梅芳老师五岁大的儿子的故事表明，儿童作为有意向性的社会行动者，给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失调增添了复杂性。
为了考驾照，我丈夫当时在一个驾校上课。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出门，我丈夫想买两条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他在驾校的老师。儿子马上问：“吸烟有害健康不是吗？”他以为香烟是爸爸要抽的，所以他对爸爸说：“你不能抽烟！我的老师说：“吸烟有害健康！””父亲试图解释：“不，这些香烟不是给我抽的。这是给别人的礼物。”儿子更生气了：“你怎么能把烟给别人呢？这不是在害别人吗？”他的逻辑很清楚，让他父亲哑口无言。由于送礼这件事太复杂了，我无法向儿子解释明白7，他父亲停顿了一下，解释说：“我不是要伤害他。他其实很喜欢抽烟。”我儿子很生气，坚持自己的逻辑：“就算他喜欢，你也不能给他香烟！你应该告诉他吸烟有害健康！”我坐在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暗示他别再说了。
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我儿子不会再提这个话题了。但是两天后，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在学校，我儿子的老师正在和全班同学讨论有关健康的问题。她问孩子们见没见过不利于健康的事情。儿子站起来说：“老师，我爸爸之前做了一件坏事。虽然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还是买了两条香烟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是错的，因为它对其他人的健康有害。”
他给老师讲了整个故事，那天我去学校接他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了。我问他：“你老师说什么了？”他说：“老师说：你回家后应该批评你爸爸。他做得不对，应该受到批评！”
这件小事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怎么教育孩子。其中一个问题是成年人送礼的潮流。另一个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当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时，他感到很困惑。向他解释这些问题真的很难，因为他太小了，理解不了问题的复杂性。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不是解释这些。而是，当我儿子第一次提出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时，我丈夫的回答应该简单点：“好吧。爸爸再也不抽烟了。”他不应该说：“这些香烟不是给我的，是要送给别人的。”这太复杂了，我儿子太小了还不懂。
当梅芳老师和我谈论这个趣事时，我们都笑了起来。涉及教师、家长和孩子的多重讽刺使这个故事成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故事揭示了梅芳所说的成人世界的“送礼潮流”。在学校，梅芳老师强调，她努力公平对待所有的学生，并拒绝了一些家长想让她偏袒自己孩子的要求（比如昕文母亲希望她把昕文加进舞蹈节目）。然而，正如她所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着诸多情况，“人情”既必要又微妙。比如说，他们从青岛刚刚搬来时，没有本地户口，所以他们儿子没有资格上公立幼儿园。后来，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有点关系，去送了红包——当时，还只是个起价。因此，这个故事中，她丈夫想给驾校老师买两条香烟，这一点也不奇怪。“人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或者，用一个流行的词语，潜规则。一个人必须时不时地给驾校老师送礼或塞钱，不然他就得不到有用的指导，也没法通过考试。讽刺的是，如果送礼不是必须，那没人喜欢这么做，但一旦送礼成了必须，那就谁也躲不掉。
在“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和“香烟是好礼品”这一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讽刺的矛盾。小孩子对香烟的唯一理解就是“吸烟有害健康”，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一开始想买香烟。
这些轶事说明了成年人的目标和知识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相一致，而儿童的目标和知识则是基于他们自己有限的经验。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梅芳和她的丈夫无法合理地向儿子解释为什么他们需要给驾校老师送礼。因此，她儿子仍然很困惑，为什么父亲要送“坏礼物”（香烟），这可能对别人不好。在这个故事中，成年人眼中的为日后恩惠而送礼，在孩子的眼里却变成了伤害他人的行为之一。当成年人的言行不一进入孩子眼中时，孩子们有时也会迷失方向。这就需要成年人努力在长幼之间、在“世故”与“天真”之间作出协调。
在“不道德”的世界培养“有道德”的人？
价值观冲突导致的迷茫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失调，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什么才是“好孩子”？在任何社会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不一定与取得成功相矛盾，两者也不一定是一致的。然而，对于生活在当代的育儿者来说，这种忧虑日益增加。有道德的人无法适应一个残酷的社会，会被不道德的群体利用，会沦为失败者——这对孩子和家庭来说代价太高了。很多家长陷入“囚徒困境”，对德育的价值甚至德育的可能性产生怀疑。
2011年10月，在碧玉的一次家长会结束后的一天，我遇到了格武的父亲。格武是一个6岁男孩，所有人都认为他不正常，因为他很迟才会说话，与其他大多数孩子相比，他的心理发育迟缓，过于情绪化。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很可爱，因为他心地善良，很有爱心。我和格武的父亲打招呼，对他说：“你儿子是个好孩子。他很善良。”但是他父亲叹了口气，沮丧地说：“但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当今社会是无法生存的！”我讶异于他的反应。但事实证明，对许多家长来说，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一个善良的人）似乎与社会上的优胜劣汰格格不入。因此，道德教育本身即便不是徒劳之举，也不是一种完全理性的策略。
家长发现很难调和两种观点：“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在危险社会中的适者生存”。在与家长、教师的交谈中，“天真”、“单纯”的孩童性格和“算计”、“心机”的成人性格之间的矛盾经常显现出来。老师家长都认为孩子应该是简单、纯洁、诚实而天真的，因为孩子们本性里的善还未被鱼龙混杂的社会侵蚀，应该像天使一样美好。在和孩子的日常交流中，他们常常对看起来天真单纯的孩子表现出格外的喜爱。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这种孩子长大后无法适应鱼龙混杂的社会。毋庸置疑，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以后有出息。一些小孩比较早熟——已经显露出算计和心机的迹象。吊诡的是，大部分家长和教师会预测，这样的孩子更有可能在这个危险的社会生存下来、成为赢家。
这种困境在道德教育多个领域都很常见，有些家长对当前教育形势表现得非常担忧。他们担心，看似道德的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居心叵测或产生不良后果，因此道德教育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毛的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毛毛出生时，我们没有多少钱。我的岳父母不想让我娶他们的女儿，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当地户口。事实上，我的姻亲也不是本地人。他们在我妻子出生前才搬到H市。所以我妻子是一个“新本地人”。我的岳父岳母瞧不起我，直到现在还不承认我是他们的女婿，也不把毛毛当作外孙。除了岳父岳母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外，我妻子在怀孕期间和我母亲也相处得不好。我妻子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所以这对我来说很艰难，我试着去改善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为了我的家庭，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我的事业。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母亲、妻子，还要做家务（我妈妈年纪大，我不想让她做太多家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焦虑不安，睡不好觉。
毛毛爸爸对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前景也持悲观态度：
我们提倡孩子们应该学习和背诵《三字经》。但是你看，这个社会太现实了。真讽刺！这种对比的结果就是，每个家庭，无论贫富，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环境中，许多人的心灵都是扭曲的。好多家长都忙着赚钱，他们不幸福。他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幸福。只有当孩子和父母都幸福的时候，才能培养道德意识。但当每个人都处在赚钱的压力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关心道德。即使是最自然最亲密的关系也会被破坏。父母只关心督促孩子不断学习，要“鲤鱼跳龙门”。在这种情况下，德育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毛爸爸并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人。但是，当大多数家长选择通过反讽策略来调和理想与现实时，就像石汉（HansSteinmüller）所说，比如说一件事却暗示别的事，或是改变自己的理念，或是嘴上说的是理想但做事却讲求实效（Steinmüller，2013），这位父亲选择了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据我所知，他是碧玉幼儿园唯一一位成为一名全职父亲的家长，在家辅导毛毛自学，这在中国城市家庭中非常罕见。尽管他经历了很多困难，因为他挣不到像别人那么多的钱，他仍然选择了辞职，没有遵守占据主流的功利社会规范。尽管在教育体系和更广泛的社会中，道德的健全发展面临种种困难，但他仍然希望通过在家自学的方式，让儿子尽可能地幸福和善良。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是能够从绝望中萌生的。
《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许晶 著，祝宇清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在变迁的道德环境中培养道德道德教化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主题，然而社会的快速转型给道德教化、修身养性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代价。这一章描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教育热望，也探究了当今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孩子们所经历的困惑、挣扎和应对策略。阎云翔呼吁探究中国道德景观的变迁（2011），提出了奋斗的个体（thestrivingindividual）这一概念，来描述今天“被对成功的渴求驱使、或被对失败的恐惧驱使、或被二者共同驱使”的中国人，奋斗的个体又会陷入到“不同价值体系的纠缠”当中。在不断变化的道德景观中，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奋斗的个体。育儿/教育无疑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重要领域，因为儿童的成功和幸福是父母最重要的奋斗目标。
关宜馨对昆明市家长的研究表明：“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的孩子以后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吗？”这一发现也适用于我的研究。本章记录了在不时令人担忧的道德生态下，家长和教师的种种梦想和挣扎，对“小皇帝”进行道德教化的困境。家长和教师们认为德育在幼儿时期是一项重要任务，他们陷入了是道德教化还是适者生存的根本困境，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来应对这个难题。石汉通过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那些面对“预期与实际、绝对与偶然、官话与俗话”之间紧张关系的人，往往会采取“反讽策略”（ironicstrategies）。他还区分了愤世嫉俗和反讽，因为前者“更加激进和排外（因此容易遭到拒绝），而后者则更加温和和包容”。H市育儿者如何应对道德教育困境，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策略，这种策略内容庞杂，从更具包容性的手段（比如说一套做一套）到更具排他性的愤世嫉俗都有体现。
（本文选摘自《培养好孩子》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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