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关内外 插入敌心脏
卢沟桥事变前,庄克仁奉命由上海转移到天津,在关内建立新的情报网,他们还在奉天、四平、锦州等地建立秘密电台。到1940年春末,牡丹江和奉天一带的地下电台都建立起来了,两地反日情报组织也都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系统。
转至天津建立新情报网与张玉霞结为夫妇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即将打响,哈尔滨反日情报站接到苏联总部的指示,命令庄克仁带大部分人员,向关内转移建立新的情报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庄克仁奉命由上海转移到天津,接收总部给的新任务。当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这个消息对庄克仁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励着他在国际反日情报战线上更加努力。
庄克仁和赵宗博、敬思瑞在天津英租界60号忠厚里租了彭相家几间沿街门头房住下。晚上他们一起听国内广播,白天着手开展地下反日情报活动。这期间,他们三人对四年来的情报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对于过去的教训和失误提出了改进办法,有关今后开展情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详细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并安排了新任务。另外还有从上海、青岛转来天津的张惠忠和龙桂洁夫妇二人,与庄克仁他们联系上了。张惠忠夫妇继续与南满奉天的地下情报员崔炳章联系,并由崔炳章按期到天津传送敌军情报。
1938年秋,由于建立地下反日情报临时机关住所的需要,同时根据组织决定,庄克仁与情报人员张焕庭的女儿、19岁的张玉霞结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玉霞和弟弟张振华与庄克仁一起工作。他们经营裕大照相馆,庄克仁是老板,张玉霞和张振华是伙计。
在执行地下反日情报工作中,为发挥照相馆的临时情报机关作用,张玉霞和张振华都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使庄克仁能摆脱照相馆的事务工作,集中全部精力搞反日情报工作。在敌人几次搜捕和跟踪的危险事件中,他们全力掩护,使庄克仁脱离危险并能继续坚持在天津战斗。
1939年夏秋之际,天津市发大水,庄克仁他们屋内积水约有一米多深,不得不将重要物品搬到二楼两间居室里。张振华年轻力壮,帮助情报机关做了大量防水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振华主张买了一只小船并学会划船摆渡,使庄克仁他们的情报工作基本未受影响,包括国际情报组织的指示和崔炳章来天津定期取情报工作等。
瞄准日军司令部驻地在奉天建立秘密电台
1939年初秋,根据国内和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上级要求,庄克仁先后指派张惠忠、龙桂洁夫妇和敬思瑞由天津到东北牡丹江,开展地下反日情报工作,建立地下电台。约在11月中旬,庄克仁又亲自带一个工作组,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驻地奉天和四平、锦州等地开展反日情报工作,并在奉天建立秘密电台。
很快,四平、锦州等地的地下电台相继建立起来。大量日军军事情报随着电波振动,源源不断地传到苏联国际情报总部。庄克仁带的这个工作组,有赵宗博、崔炳章、史顺臣、张焕庭和张玉霞等。但由于张玉霞怀孕产期临近,张焕庭又有转交天津一些业务事宜,所以他们父女二人是在1940年春才到奉天的。这个时期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国支队,除了在东北各地外,还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也建立了情报站,情报人员达数百名之多。
1940年春末,牡丹江和奉天一带的地下电台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两地反日情报组织也都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系统。根据当时的纪律规定,两地小组只能独立工作,不能进行横向联系,只有庄克仁与他们各自进行单线联系。这段时期,关内外国际情报站的机关设在庄克仁奉天的家中,庄克仁的公开身份经常变更,如电表行、药材店、照相馆等老板,执行接头任务时还要化装。
发报频繁电台暴露七人被捕遭受残害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北地区也加紧了备战,兵员、武器、坦克、汽车和军需物资大量调运,使庄克仁他们的情报量激增。为了完成任务,牡丹江地下电台改原每周发报一次为随时收发。这样,电台电波暴露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很快不幸的事情发生了。7月16日凌晨,张惠忠刚发完电报,还未来得及将电台藏起来,就听到外面有异常动静,接着冲进来一群日本宪兵。这时,情报站已被满洲新京(长春)日本关东军特别宪兵队和牡丹江日军宪兵队几十人包围。张惠忠和六名地下情报员被逮捕,后被送到哈尔滨七三一生化细菌部队做活体试验残害。
事件发生后,庄克仁非常气愤和悲痛。为了保全组织,他对各小组下达了“注意隐蔽,确保自身安全,还要完成任务”的指示。奉天地下电台的赵福元(赵宗博),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在日本宪兵队到处探查可疑电波的情况下,在奉天市多次更换电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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