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历史机遇的城市建筑师（下）
[摘要]马克斯·克诺普夫：
除了早期城市的街区路网规划，克诺普夫还担负着由政府出资的早期公共建筑的规划与设计。如位于俾斯麦大街东侧，由新教同善会和信义会共同使用的新教小礼拜堂。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品。德国学者林德认为，这座单厅形制的礼拜堂无论在位置，还是设计上都体现出强烈的临时色彩。如建筑没有按照规范所要求的那样与街道平行设置，建筑的结构和装饰也非常的简单朴素。甚至连施工都敷衍得很，以致于落成不到三年就要对其进行大修了。如果不是山墙顶部的装饰图案和十字架，这座教堂倒更像是当时几家德国洋行在青岛湾畔临时建造的仓库。这种简陋大概与时间紧迫，预算较少，以及缺乏合适的建筑材料有关。
参与早期公共建筑的规划设计
小礼拜堂在1899年12月24日平安夜正式启用。在落成仪式上，和士谦牧师进行布道，卫礼贤牧师为落成致辞。教堂的圣台、新台布，还有外立面装饰均由当时驻防军官和商人的妻子捐赠给总督夫人，再由她转交给教堂。1910年，在新的新教教堂（今江苏路基督教堂）建成后，小礼拜堂就改为了督署学堂 （今青岛市实验小学）的室内体育馆，于1998年拆除。因此，小礼拜堂的临时和应急性从建筑的设计环节就已经决定了，它 “只是规划中的那座正式、气派的教堂的代用品。 ”
另一处由克诺普夫设计的重要公共建筑是观象山南麓的督署医院，他的助手拉察洛维奇在建设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项工程前后历经七年，共耗资198余万马克。胶澳督署最终所选择的敷地位于 “督署丘与信号山之间的低地后面，一块位置向南的很好的坡地”，约为6.62万平方米，距前海有三个街区之遥。虽然实质上已接近欧洲人居住区的边缘，但周围的丘陵可以做为凛冽北风的天然屏障。克诺普夫设计的医院用房为对称式的一至二层砖木结构，局部以粗石作为装饰。房屋均设有开放式的木制外廊，以连接和沟通各个部分以及所有南向的房间，在部分房屋还点缀有装饰性的小型塔楼。
1898年开建的I号病房楼在翌年12月竣工交付使用，设有病床39张。还有两座附属建筑、药房和两处医护人员住房可供迁入使用。 1899年开建的II号病房楼在1900年建成，可容纳35张病床，并设有外科手术室。同时建成的还有车库和洗衣房。1900年底，提前开工的IV号病房建成，有病床30张，附设医护人员餐厅、细菌化验室。IV号病房楼先于III号病房楼开工建设的原因是1899年6月，因胶济铁路修筑过程中在高密引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导致伤员增多。而院区内体量最大的III号病房楼，虽然在1900年即已设计完成，但直至1903年冬才建好，该楼设眼科、耳科、精神病等专科病房，还有X光透视室、医院监察官和医助宿舍、礼拜堂和医护人员宿舍等，并与II号楼一样装有低压暖气设施。
虽然克诺普夫早在1900年就完成了医院主要建筑的设计工作，但由于资金或者建筑材料等原因，直至1904年，整个工程才算告一段落。后续完成的建筑继承和因循了克诺普夫的设计，从而使得整个院区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风格。自成一体的院区如同一个独立的小城区，其中散布着十多座一字型沿等高线分布楼房，中间为大量的绿化用地，这也使得整个院区在全部完成后更像一处生机盎然的公共花园。由于克诺普夫在完成其合同后就返回了德国，因此之后完成的房屋，如门诊楼（1902）、妇幼临床病房（1904）等，或许是他在合同期内完成设计，也可能是拉察洛维奇或他人所为。
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设计特色
根据记载，克诺普夫是当时在青岛唯一具有资质的城市建筑师。因此，在1898至1900年之间，督署为了解决官员居住或其他需求所出资建造的房屋，如总兵衙门附近的欧人监狱、中军住宅（亦称总督副官官邸）、炮台局（亦称要塞工程局）、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水师陆军第三营营长官邸、管理中华事宜辅政司单维廉住宅等，很可能均为克诺普夫所设计。
位于今常州路上的炮台局建于1899-1900年，这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大概是青岛口岸最早建成的政府建筑。小楼的主立面朝东，屋顶带有明显的中式风格，外立面的框架与窗楣等部分均饰以清水砖，大面积的护墙则处理为白色抹灰。除了屋顶，建筑的其它部位采用了中式传统风格的装饰元素，如院门口两侧的寿字纹石柱、建筑内部楼梯扶手上的狮子木雕和祥云龙纹等。与炮台局相去不远的欧人监狱建成于1901年，在城市肇建的最初几年，其塔楼一直是青岛口的地标性建筑。这座两层附带阁楼和地下室的建筑外立面采用了与炮台局相同的手法。不过主楼西端接建的圆锥形尖顶塔楼，虽然形成了整个建筑的视觉中心，但这一设计显得多少有些生硬，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为了打破中规中矩的对称格局。监狱屋顶也一如炮台局，还采用了中式的灰色筒瓦，更加突出了建筑的中式风格。而位于沂水路3号的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虽然在外观上采用了欧洲中世纪复古特色的田园风，但在房屋的内部装饰上却采用了若干中式元素。如 “在楼梯望梁柱上的左边，立有木雕狮子，右边绕有木制彩龙，木柱木梁上盘有木雕金龙。门券的石柱上，则有龙凤浅浮雕。 ”这些具有传统色彩的符号显然都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这种做法在青岛不少早期建筑中均有所采用。至于此前从未来过中国的克诺普夫是如何在短时间里学会将中式元素熟练运用于建筑当中，今天我们已无从获知。根据已故波恩大学马维立教授的观点，于欧式建筑之中采用部分中式装饰元素，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生活的西方人建造房屋时颇为流行的做法。同时，马维立也认为，这种风格也表明外籍建筑师或外籍业主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欣赏，而主动采取的借鉴与使用。
不过，这种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 《青岛近代城市建筑（1922~1937）》的作者、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金山博士就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已经形成了许多公共建筑的设计方案标准与样本，专业或非专业的建筑师完全可以在这些方案标准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能当做青岛早期建筑的设计与施工蓝本。
在城市肇建之初，设计与施工人员的短缺和管理部门内部，以及其与建筑企业之间的争执，使得建设工作开展起来极为困难。而拥有城市建筑师的头衔，本应在“一块干净的画布”上充分施展其才华与能力，创就一番事业的克诺普夫却出师不利，其在青岛的工作业绩大概也可以用平淡无奇，毫无出彩之处来评价。
1900年8月，在履行完工作合同后，克诺普夫就离开青岛，返回德国，此后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柏林，再也没有来到遥远的东方。更多关于克诺普夫的人生履历，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历史曾经如此地眷顾与青睐于这位身兼重任的城市建筑师，如果他能够按时抵达青岛，并且顺利地完成计划中的街区规划图纸，他的名字或许会和马尔克、拉察洛维奇等建筑师一样，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和建筑学界所熟知。但许多事情却往往难以预料，克诺普夫阴错阳差地错过了扬名立万的最好机会。
文/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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