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岛牛”也挺牛
牛，作为六畜之首，作为勤恳与奋斗的象征，不仅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翻看青岛百余年的城市历史，可以说牛也是青岛近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青岛从一片小渔村发展成如今的现代化城市，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与牛相关的屠宰业、乳畜业从无到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1观城路上的“打牛房”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西部的观城路隐匿在座座楼宇之间，要论知名度，这条不算长的街道远远比不上中山路、山东路那般著名。但要论“年龄”，观城路可是有的一比，此路修建于德占早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它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屠宰场路。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坐落着德国人修建的青岛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屠宰场。
1906年建成现代化屠宰场
德国人的屠宰场有着一个复杂的名字——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一般简称为“总督府屠宰场”，青岛民间称之为“打牛房”。早在1899年的秋天，德国人就把在青岛修建一座屠宰场写入了当时的一份殖民地政府报告中。为了符合卫生需求，胶澳总督府计划将屠宰场建在原清朝骧武营军营（今青岛市公安局）以西的海岸边。这里位于青岛火车站西侧，交通运输条件便利，同时也与欧人区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不会让腥腐气息飘散到城区中去，因为临近海边，还可以将屠宰产生的废物直接排入大海。
根据规划，屠宰场的建设工程总计需耗费70万金马克，这笔钱短时间内无法从青岛本地的税收中获得，而想要得到德国议会的批准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屠宰场的规划提出后因为资金问题迟迟无法动工。青岛的德国殖民地政府只好在台西的小泥洼搭建了一处临时的屠宰场，这里由三名德国人具体负责，分别担任屠宰场主任、兽医、寄生虫检疫员。1901——1902年间，这个临时的屠宰场就完成了近1万次屠宰任务，繁重的工作量也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加快了拨款速度，尽快在青岛完成工业化屠宰加工厂的建设。
“总督府屠宰场”的设计在1902年秋天完成，而建设工程则在第二年春天正式开始。经过为期三年的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场出现在青岛的土地上。这座屠宰场由建筑师斯蒂塞尔负责建造，整片建筑群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带有大坡度屋顶的两层办公楼及配套公寓，另外一部分是三座相连的全钢结构单层厂房。厂房的正中央有一处类似于欧洲乡村尖顶塔楼的建筑，这里其实是一个水塔，为屠宰场区提供纯净用水并且在外观上与办公楼平起，构成视觉上的美感。屠宰场的建设完工，连同库麦尔电灯厂（广州路上的原青岛灯泡厂）建成、德国——青岛陆路邮寄开通一起成为了1906年度青岛本地的大事。总督府屠宰场的建设完成也标志着青岛近代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解放后改组成青岛肉联厂
总督府屠宰场最初设计的屠宰能力是超出本地生活需要的，因为屠宰场既要满足青岛地区的肉类需求，同时还要对外展现德国的科技水平，属于构建青岛“模范殖民地”的重要一环。整个屠宰场除德籍厂长外，还配有6名兽医、2名会计、1名机械操作手以及20余名中国搬运工人。屠宰场平时对外开放，普通市民可以在缴纳0.5-1马克之后进厂参观，屠宰场派专人讲解厂区情况，足够幸运的话会碰上厂长本人的亲自讲解。
为了满足卫生需求，德国人禁止在屠宰场附近盖民房，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屠宰场是这条路上唯一的建筑群。厂区内配备有先进的机械化设备以及方便肉类存储的冷藏设施，每天可以生产500千克冰；在厂区北面的入口处还有方便运送牲畜的人力车车棚。1906年7月24日，胶澳殖民地总督府颁布了强制屠宰和肉类检验的法令，要求包括台西、台东在内的整个市区严禁私自屠宰。对于需要屠宰的牲畜必须送到总督府屠宰场进行安全检疫，在获得屠宰许可后方可在厂区内进行屠宰。屠宰流程严格遵循德国的卫生检疫要求，德国人的这一要求本心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预防青岛出现疫情，特别是要避免在青的欧洲人感染疾病。但有关的卫生检疫要求确实使青岛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最健康卫生的港口城市之一。
此后的屠宰场又先后经历了日本、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管理，屠宰能力不断扩大。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屠宰场被改组成为青岛肉类联合加工厂，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岛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屠宰场早已不再加工肉类，始建于德占时期的三座屠宰场房连同高高的塔楼早已被拆除，仅剩下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往事……
2混有欧洲血统的“青岛牛”
德国人在占据青岛之初，就从欧洲运入牛马供总督府使用，后来由于水土不服，几年之后这批牛马就所剩无几了。此后德国人又引入一批欧洲牛，并在李村设置试验场地，由德华大学的德籍教授瓦格纳牵头研究，进行肉牛的养殖繁育。
育种成功后，李村出产的“青岛牛”成为了青岛的一项重要出口产品，1912——1913年度，青岛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把2万多头“青岛牛”沿着胶济铁路线和海上航线运输到俄国远东地区以及东南亚，由于出口数量巨大，俄国甚至在1914年3月派出检疫官到青岛，专门负责对俄牛肉出口的检验检疫。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济南胶济铁路博物馆内看到一幅当年“青岛牛”火车装运的照片，货运站台上的牛个个膘肥体壮，足见当年的“青岛牛”确实不负盛名。
时代舌尖上的“青岛记忆”
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后于1916年在屠宰场进行了荷兰牛与山东牛的杂交实验，几代下来，也使得本土肉牛品种具备了皮毛细嫩、肉质紧密的外来品种优点。
德占后期的市区内，许多欧洲人的西餐厅就是用本地产的“青岛牛”制作牛排，而肉牛的屠宰就是在总督府屠宰场完成的。鲜美的肉质也满足了欧洲老餮的胃口，成为了那个时代舌尖上的青岛记忆。
今日中山路上的百盛商厦，德占时期是德国面包师阿尔敏·奥托开办的奥托商业大楼，上世纪30年代，德国商人阿图尔·弗劳塞尔在这里开办了一家咖啡馆并售卖西餐和啤酒。
当时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梁实秋旧曾回忆道：“青岛好吃的东西很多，牛肉最好，销行国内外。德国人佛（弗）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家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的牛排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根炸番薯。这样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
与肉牛品种培育同时开展的还有乳牛的培育，由于青岛本地的黄牛所产的牛奶脂肪块过大，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为了满足殖民者对奶制品的需求，德国从欧洲引入了青岛最早的一批荷斯坦乳牛，但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这些乳牛并未实现乳品的不间断供应就纷纷死去了。
诚如前文所说，德华大学的瓦格纳教授也对这些来自欧洲的乳牛进行了本地化的杂交育种，使其兼具了产奶脂肪块小、适应本地气候的特点。德国殖民政府将这些乳牛推广给乳制品商人，德占时期的乳牛大都集中在太平镇一代饲养，为了保证牛奶质量，德国人还在太平镇画出了一块专门的区域供乳牛“活动身体”。
青岛乳制品极具竞争力
1915年日本占领青岛后，太平镇一代开始建设马路，原来的奶牛活动场地被大大缩减。但是在日本农学家吉田新七郎的带领下，乳牛的杂交培育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1922年中国恢复对青岛行使主权后，有关部门一方面恢复了太平镇的一部分牛场，一方面在日本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对牛进行杂交。仅用两年的时间就繁育了四代杂交奶牛，日均产奶量也从第一代的133两跃升到第四代的273两，充足的优质奶源进入市场，也悄然改变着青岛人的饮食特点，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商人群体形成了饮用牛奶的习惯，青岛本地的牛乳消费市场逐步完善。
到上世纪30-40年代，青岛本地生产的乳制品已能够保障本地市场所需并进入了当时中国乳制品最大的市场——上海，这也充分说明青岛乳制品的质量上乘，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1940年北京出版的《中华周报》的一篇散文 《青岛早晨》中写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朝霞在海面上升起，送奶人的自行车行在起伏的马路上，牛奶瓶碰撞着，叮当作响，这是每天早晨青岛的音乐。 ”身着蓝色制服、胳膊上戴有臂章、骑着自行车的青岛送奶工在青岛早晨的忙碌身影早已经成为青岛的一道风景线。从这段文章中也可以一窥当时青岛港上，牛奶已逐渐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文/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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