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妈妈在职场
在单位里，婷婷被同事称为“英雄母亲”。
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八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姐妹，刚过完三岁生日，明年上幼儿园。每次交流孩子的趣事、当妈的心得，旁人总是眼神里流露着震惊或羡慕。
养育三个孩子并不容易，双胞胎姐妹出生时就历经波折。三年前，婷婷去医院做怀二胎后的第一次产检，得知怀了双胞胎，她在医院长椅上失声痛哭。“压力很大，生理上、心理上都没做好有三个孩子的准备。”
公婆、老公都支持她生下双胞胎，“不然太可惜了”。老二、老三一出生就进了保温箱，一个5.4斤，一个4斤多。手术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婷婷产后大出血，并伴随过敏反应，看不见，听不见，唯有意识清醒。输入1500毫升的血，相当于三瓶矿泉水的量，才帮她脱离危险。接近昏迷时，她反复叮嘱医生，“你一定要把我救活，我还要带三个孩子。”
国家统计局披露了去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63万，降幅为3.5％。
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已届五年，生育率不升反降。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四成职场妈妈想生但不敢生，养育成本高，耽误事业发展等是她们最忧虑的因素。当了十年记者，五年前选择转岗做编辑的婷婷也感受到了事业的停滞和多孩的不易，她有关成就感、职业上升的记忆停留在孩子出生前。
特别的礼物
自从生下双胞胎姐妹，婷婷就再没享受过“一家三口”的松弛惬意。 “一对三”的模式，令她紧绷的神经丝毫不敢松懈。休产假那段时间，三姐妹的外婆负责照料，每到周末外婆回家休息，婷婷如临大敌，一天喂双胞胎母乳N次，双臂各抱一个，又酸又麻又不能动。
印象最深的一次，喂完一个孩子，准备给另一个冲奶粉喝，去餐桌拿奶粉的空档，看到孩子快要从沙发上摔下来，婷婷一个箭步冲过去，却右腿发软，跪倒在地，打翻了茶几上的玻璃茶壶。她顾不得腿上的伤和一地狼藉，抱起双胞胎姐妹，却看到了大女儿倚在卧室门口张望。一瞬间，她的眼泪掉了下来，“突然想起很久没陪过大宝”。
婷婷是电视台日播栏目的编辑，先生是台里周播栏目的制片人，“有学识，工作狂，不休年假”，是婷婷对先生的描述，陪伴照料孩子的任务落到了她身上。
恢复工作状态后，她每天早上5:40起床，一边开火烤香肠面包，盯着锅里的煎鸡蛋，一边飞速刷手机找选题。6点一刻大宝起床吃饭，没过一会儿，双胞胎小姐妹醒了，哭着闹着，等待妈妈喂奶。
因为节目是午间播出，婷婷每天7:30到单位，15:00下班。“一天里，上班是最自由，轻松的时段。”也有过迟到的时候，三个孩子轮番哭闹，抱着婷婷的腿，不让妈妈上班。她感到愧疚又牵挂，想过干脆不上班算了。
压着情绪，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讲道理，“妈妈的任务是上班，你的任务是在家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朋友中有生二胎后选择做家庭主妇的，圈子变小，知识跟不上是难以避免的现实。几次约朋友吃饭，婷婷总是劝朋友要稍微收拾一下自己，朋友回，“收拾给谁看，无所谓了。”这是婷婷想要极力避免的。
对马洋洋来说，二胎是一个意外。
大宝还在哺乳期，夫妻生活也采取了避孕措施。一次和家人去爬山，行至中途她又累又困，想上洗手间，那种感觉和怀上大宝时如出一辙。坐在马桶上，马洋洋掏出验孕棒测了下，结果愣住了。
先生陪她去计划生育科预约人流手术，排队等待时，她听到医生和一个女孩的对话。“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还没做好准备。”“那你为什么不避孕？”女孩一个人来的，看着窗外不说话。医生声音很大又问了一遍，女孩说，“我吃药了。”“吃的什么药？”她不回答，医生说，“你不想要就不想要了，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吃药，不是什么药都对胎儿有影响。”
马洋洋害怕医生也这样盘问自己，在妇育保健医院生孩子时，医护都很友善，但计划生育科“气氛冰冷”。轮到她就诊，她随便问了个问题，“哺乳期没有来月经正常吗？”就飞快地跑出诊室，拉着先生回家。婆婆安慰她，日子怎么样都能过，“你们决定好了，我给你们带。”
怀上二胎的第三个月，马洋洋开始呕吐，下午3点吐午饭，晚上9点吐晚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 比怀头胎时更显“衰老”，也更容易疲累。下午在公司，她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趴一会儿额头上的红印清晰可见。
大宝不足一岁，肠胃发育不成熟导致肠绞痛，一连十多天晚上在哭，“累了睡，醒了哭”。她和先生轮流给大宝按摩肠胃做排气操。直到进医院生二胎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在陪大宝睡。
“我熬的不是夜，是自由”
婷婷休完产假，发现电视台的剪辑软件已更新，花了一周时间才学会新系统的操作。记忆明显不如从前，她拿本子记下同事讲的每个步骤，并拍照截图，“学得很仔细”。以前部门里的重大选题都由她负责，她希望快速恢复，守住主力位置。
给大宝开家长会，两个小的轮流生病，婷婷只好拜托同事工作上的事，请假陪孩子。遇到突发新闻，婷婷左右手臂环抱着孩子，眼睛瞄着手机屏幕，手指飞快打字。肩周炎、颈椎病统统找上门来。
疫情期间，小区间不允许走动，孩子们的外婆来不了，重担压在婷婷身上。辅导大女儿学习，讲过三四遍的题目还做错，婷婷忍不住发火，冷静下来又要给她做心理建设。两个小女儿，一个哭，另一个也哭，“声音歇斯底里”，都要妈妈抱，要妈妈陪着睡。婷婷很崩溃。
辅导完大女儿作业，给两个小女儿洗漱、讲故事，哄睡，再和大女儿谈心、猜谜语，最后才是婷婷自己的时间。哪怕再晚，她也舍不得睡，“熬的不是夜，是自由。” 她静音两倍速看热播剧，心情得到暂时的舒缓。
婷婷之所以要二胎，是因为一胎太“天使”了。看到身边同学有弟弟妹妹，大宝会主动说想要个妹妹。
如今，养育三个孩子，不单是体力精力的透支，还有经济上的挑战。两个小女儿的早教课一周一次，学费1.28万/学期，大女儿上私立小学费用1.5万/年，还不包括校车、托管班的费用。他们夫妻收入加起来1万多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以前婷婷喜欢买首饰，自从二胎出生，“不追求了”，“三千元可以给孩子报个舞蹈班。”
刘佳也是想给孩子添个伴，恰好身体状况、经济条件也允许。在女儿悦悦的同学家长眼里，作为高校教师，刘佳有大把时间顾家。她一周上两天课，做科研雷厉风行，休寒暑假可以带孩子四处旅行。但只有刘佳清楚，“兼顾好工作和家庭，牺牲的是睡眠时间。”
2018年3月二宝出生，产假休完，她每天的睡眠时间再没超过5个小时。辅导悦悦写作业、接送上辅导班、陪小的遛弯、周末去动物园件件没有落下，拖到孩子们睡了，她才能开始备课、搞科研。
带娃上班。人民视觉 资料图
刘佳所在高校实行三年一个聘期的考核制度，产假当年她的教学和科研产出量均未达标，这意味着她要在余下的两年超额完成工作量来弥补。 2019年，37岁的她考上了本校博士， 填写了两位数的课题申报书，指导的8个学生作品获得省级奖项。她不愿意将压力归因于“二胎”，而是归咎于“自我期待”，“工作但凡有点追求的，都会活得很累。”她努力去“兼顾”，但仍然觉得对不住孩子。大宝小时候，她陪着滑旱冰、打羽毛球、学排球，而小宝现在忙得完全顾不上。小宝提了需求，她的回应从“妈妈一会儿帮你弄”，变成“妈妈明天帮你弄”，“妈妈下周帮你弄”。有次小宝想吃一根香蕉，她一时想不出什么时候才得空去给他买。
夜里，她躺在床上回想小宝的需求，内心被“无助”和“愧疚”填满。
“放弃很可惜”
刘佳考过两次博士，都落榜了，倒是二胎刚满一周岁时，她考博上岸。
老二的出生，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动态平衡。考博初期，刘佳考虑过北京、上海的高校，也有心仪的导师向她抛出橄榄枝，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本校，“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菲斐也是因为相似的顾虑，放弃了读博。
她今年30岁，在澳大利亚学工业设计回来，先是在北京工作，婚后返回家乡青岛，考进体制内。考虑到评职称需要，菲斐瞄准了南京、澳门的两所学校，计划读在职博士。但两个孩子出生后，家人极力劝阻她考博。
她形容自己念高中时就“宁做鸡头，不当凤尾”。毕业后，家境殷实，却偏要到北京闯荡。她怀念过去忙碌的状态，没事可做会觉得自己“没价值”。身边不少朋友生二胎后，辞职做了全职妈妈，热衷讨论时尚和医美，菲斐很少响应。
菲斐不认可辞职是二胎妈妈的最好选择。不过回想跟领导摊牌怀孕的场景，她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怀孕三周时发现，她就开始犹豫该不该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她经常试探性地问同事，想不想要二胎？轮到别人问她时，她都回“想”，试图做些铺垫。
一直捱到两个月菲斐才下定决心公开。领导明摆着不高兴，她赶紧表态，“我年轻时把孩子生完了，以后可以专注工作。”同事在背后也会议论，怎么又怀孕了，她假装没听到。
姚晨在《找到你》里的台词
为了给孩子喝上新鲜的母乳，菲斐每天中午11点开车回家，喂完奶再回单位。尽管没有影响工作进度，但还是被领导提醒“能不能早一点断奶”。休产假期间，她尽量不拒绝能做的活儿，为的也是孩子有头疼脑热时，别人不和自己计较。饶是这样也顾不周全。做展览设计，各级领导、客户要审批，意见来源很多，她捋思路边陪孩子搭乐高，孩子缠着妈妈，想让她多陪自己玩一会，她一时暴躁起来，“妈妈工作是为了给你买礼物”。
“云配偶”下凡
二胎妈妈能否回归职场，和她们的配偶是否“在云端”紧密相关。
“云配偶”是妈妈圈的流行词汇，比喻一种“虚拟化配偶”：平时储存在云端，基本见不着，使用时必须提前手动下载到本地，碰上故障还会消失于服务器甚至原地爆炸。
刘佳形容她的先生就曾是“云配偶”，在二宝出生后才下凡人间。
刘佳先生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工作繁杂，晚上十点下班，元旦三天假期只休一天，回家在电脑前一忙几个小时，从没参加过大女儿的家长会和幼儿园家长联谊会。
直到2018年小宝出生，小宝饿了醒了哭了尿了都要找妈妈，刘佳分身乏术。先生看在眼里，主动承担起大宝的作业辅导，因为平时和大宝缺乏沟通，辅导作业时火药味很浓，大宝觉得“以前妈妈不是这么教的”，也会介意“妈妈把时间挪给弟弟”。
刘佳不得不扮演救火队员，调停先生和孩子的矛盾，问题严重时他们会召开家庭会议，探讨家庭分工和育儿理念，先生也会自我检讨，逐渐形成了“补位意识”。
中国的“超级妈妈”需要动员和组织祖辈、父亲、亲戚等成员参与育儿，建立密集的照顾网络。图为2018年6月8日16时50分，广州市天河区信成南街，一名放学的小学生冒着暴雨回家。 人民视觉 资料图
马洋洋称先生是“单细胞生物”，需要潜移默化地影响。两人读书时认识，相恋十年结婚。生孩子前，她严肃地提到“丧偶式育儿”的现象特别多，好像带孩子就是女人的事，在和先生达成共识后，他们才决定怀孕生子。
每次刷微博、知乎看到“生孩子后，你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孩子”这类内容，马洋洋就会讲给先生听。先生平时喜欢刷视频，通常刷二十分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马洋洋就用手指点一下他，示意把手机声音关掉，避免“孩子听到视频声音，也跑过来跟着看”。
婚姻关系里，她看重“公平”，做家务带孩子共同承担，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家庭里谁掌握财政大权谁更有话语权”，所以她拒绝了做全职妈妈。
工作的意义
马洋洋在单亲家庭长大，14岁时，爸爸有了新对象。她深刻记得爸爸离家的那一幕：他收拾好东西，走过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和上门，然后钻进楼下停靠的那辆车离开。副驾驶座上是“那个女人”。
自那时起，她失去了安全感，喜欢的衣服、鞋子会买上同款不同色，“才觉得安全”。她最渴望的是一个圆满的家。
她今年34岁，在乌鲁木齐一家工程造价公司做行政主管，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有活”，“效率高”一直是她的标签，别人两个月能做好的事，她一周就可以完成，但“不能出差”也是她的标签，少有的几次她被安排到分公司考察，出差两三天，她都以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的理由拒绝了。
马洋洋重视孩子的教育，她的月薪5700元，勉强应付两个儿子早教班、兴趣班的开支。当她意识到事业没有太多上升的空间，收入和地位也难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时，她选择了转行，“改变家庭命运”。
2019年冬天，马洋洋开始准备注册监理工程师考试。监理工程师代表甲方企业监督工程，目的是帮客户省钱，质量监督，加快交房进度。在西安，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年薪能有20万，内地接到房地产项目、工程项目的机会也更多。
马洋洋备考的过程既秘密又紧张，家里孩子闹没法复习，她就买了许多习题存在办公室抽屉里，每次只掏出一本避免引起同事注意。准备了大半年，但疫情打断了原定的考试，她只得申请今年再考。
马洋洋甚至鼓励学土木的先生一起考这个证书，她有很强的焦虑，“想先提升一个阶层，让孩子踩着我的肩膀爬得更高” 。
刘佳的心态更为平和，她将工作视为孩子观察自己的窗口。女儿看过她的网课后，会拿她和班级老师、辅导班老师比较，评点课“精不精彩，准备是否充分”。看到大哥哥大姐姐在朋友圈赞美刘佳，女儿也会开心，更加信任妈妈。
对菲斐来说，“上进”、“独立”是她对孩子的期待，也是自我期待。
而婷婷会永远珍藏她十多年前参与汶川地震报道的时刻，有了三个孩子后，她选择把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是另一种生活，同样让她感到满足。
（受访者均为化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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