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中国红色画卷的“初心之作”

[摘要]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上海时值酷暑。 23日晚，穿长衫的、穿西式衬衫打领带的，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个接续走入望志路106号。这是一处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名叫“树德里”，在一楼一间由客堂布置成的会场里，十几个人以迥异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看似平静的夜，激荡的却是之后中国红色画卷的“初心之作”，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一个世纪斗转星移，以此发轫，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堪为奇迹的“中国道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归集到一起，就是“信仰”。

如今，望志路106号已改为兴业路76号，新天地的现代繁华里，每年都有百万余人来此瞻仰。去年7月、10月，与青岛市赴上海第一批、第二批专业实训干部一起，记者曾两次在这个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中解读建党初心、感悟奋斗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弄堂里播撒火种

1920年2月中旬，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艘外国轮船上走下一名中年男子。他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陈独秀为何南下上海？是为避开北洋政府的监视，更重要的，上海这座城市有他的工作对象。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组织基因，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近代上海繁荣的出版、教育等文化事业，为进步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陈独秀在上海重编《新青年》，很快聚集起一批将民族危亡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成为《新青年》的编辑，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重镇。

时间回到当下，靠近复兴公园，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走进南昌路100弄2号 （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在逼仄的天井抬头看，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而这，就是100年前陈独秀伏案为《新青年》校对文稿的地方。

一楼的大厅里，至今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上有粉笔写就的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当年盛况可见一斑。而从遥远的俄国，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一年来到上海，并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道路尚未完全清晰，真理却越辩越明。时间到了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间宅子里正式成立。这座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枢纽”。从那时起到第二年春，一封封信函从这里发出、一个个“使者”奔向各地，先后在国内6个城市及旅日、旅法华人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来自沪上的邀请函

1921年6月，即将迎来梅雨季的上海濡湿闷热。一如往常，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中，上海滩抗麻袋的小市民还在终日劳作。

没有人注意到，一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也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

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记者行走在繁华的上海新天地，太仓路127号并不起眼。这里是博文女校旧址，一栋内外两进、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建筑。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9位 “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成员陆续住了进来。他们都是在收到李达、李汉俊的书信后，赶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这时，看似平静的博文女校之下，激荡的却是百年脉动！

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

7月23日晚，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从博文女校、大东旅社等地来的各位参会者，一个个走入望志路106号。这是一大代表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 1964年，毛泽东对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

记者看到，这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院内是一上一下的大开间。李汉俊把一楼的客堂间布置成会场。一个长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位革命者（包括两名老外），带着兴奋心情齐聚于此。

当晚，第一次会议举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随后代表讨论大会任务与议程。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之后休会两日，起草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代表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与决议做了详尽讨论。

经过代表热烈讨论并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纲领》及《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成为“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

《纲领》规定了党的性质：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团体，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纲领》订立了党员标准：“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明确了组织纪律：“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决议》提出了工作重点：“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百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两份红色文献，依然让人热血澎湃。

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而就是这个“插曲”，让中国共产党在一艘不起眼的小船上，指引中华民族前进的航向。

7月30日晚，李公馆内突然闯进不速之客。“他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就匆匆走了。 ”李达日后回忆。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建议大家紧急转移，经李达夫人王会悟牵线，部分代表登上开往嘉兴的火车。几小时后，南湖上聚集起这批革命者的身影。

跟随青岛市赴上海第一批、第二批专业实训队，记者也曾两次来到南湖。走在嘉兴南湖，波光潋滟。顺着讲解员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靠近湖心岛处，一艘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单夹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着。据介绍，一大代表去嘉兴开会，主要考虑交通和安全两方面。通过沪杭铁路，上海到嘉兴只需不到3小时。在南湖开会，还可以用游客身份作掩护，湖面视野开阔，有情况也能立刻发觉。于是，南湖烟雨楼前，烟波浩渺的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顺利闭幕。

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或许没想到，这次会议会如此深刻改变中国命运。这个瞬间，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看，天边，破晓的黎明，逐渐走来！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胡相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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