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线下到线上 再到网络直播 司法拍卖 法官“带货”:卖车、卖房、卖貂皮……

成都商报 2020-01-07 03:00 大字

2019年12月21日上午,南京市秦淮法院的法官们正在直播司法拍卖 图据新京报

“女生们,注意了!”说着,夏婕在镜头前翻出了手里那件大衣领口处的吊牌。

那是一件标价600元左右的明黄色仿羊羔绒大衣,在夏婕的直播间里起拍价仅为1元。

与绝大多数妆容艳丽、穿着时尚的主播不同,夏婕只化了淡妆,穿黑色法官制服、戴红色领带,左胸前还别了一个小法徽。她是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执行局局长,一名员额法官,她所在的直播间正是秦淮法院的司法拍卖现场。

自2017年起,各地各级法院开始尝试互联网司法拍卖。迄今为止,全国已有淘宝网、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拍网等7家平台提供司法网拍服务。

2019年12月以来,包括秦淮法院在内的十余家法院又陆续开通了网络直播司法拍卖。直播间里,法官们纷纷变身购物主播,一边回答着“网友宝宝们”的提问,一边做起了卖车、卖房、卖貂皮的“带货”生意。

不过,“带货”从来不是直播司法拍卖的唯一目的。曾经那些线下司法拍卖中的切肤之痛——拍卖机构佣金高昂、串标围标时有发生、法院内部廉政风险等,都在互联网拍卖、直播拍卖中渐渐绝迹。

■ 貂皮、房子、金链子

许多法院的拍品 平日里难得一见

2019年12月21日,秦淮法院执行大厅的角落里,一块深蓝色的“背景布”上打上了红色“拍卖”“直播”字样。这本是一块电子屏,往常用来显示法院通知或“老赖”信息。

除了夏婕,这场直播还有两名主播:从直播公司请来的专业主播橘子、秦淮法院网拍负责人费月锦。三个人分工明确,橘子负责活跃气氛、把控流程,夏婕和费月锦负责讲述拍品背景和相关法律知识。与普通带货直播不同,要想成为司法拍卖直播的买家,竞拍者必须事先缴纳拍品起拍价5%~20%的保证金。这次直播,秦淮法院卖的是4款共500件女士外套,每件起拍价1元,保证金0.2元。

一开始,费月锦介绍了这批衣服的来源。它们源于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南京某服装公司欠了一家加工企业的钱,因服装公司名下已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经加工企业申请、秦淮法院判决,这批衣服的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偿还欠款。对于二手空调、服装这类价值不高的动产,法院执行过程中无需经过专业评估机构估价,法官们可按经验自行制定起拍价。依据南京中院的相关规定,此类拍品按照价值分为千元以下、千元至万元两档,对应的起拍价分别为1元、100元。“这就是为什么一件标价600元的大衣,起拍价只有1元。”

与秦淮法院批量化拍卖服装相比,许多法院的拍品平日里难得一见。比如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法院拍卖过极具地方特色的貂皮大衣;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过黑社会头目刘某的涉案资产,除了金戒指、金项链,还有一根重约一斤的足金坠链。

2019年12月6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直播拍卖了一套房产,介绍资料里包括一条长约一分钟的视频。视频从房屋进门处开始拍摄,不仅可以看到屋内的法院封条,还能看见每个房间的布局、装修情况。同日,新乡市中级法院的直播拍卖也跟房子较上了劲:法官在线腾房。那是一处被抵押的房产,新乡法院执行局局长沈志勇撕开门上的封条,数名工作人员拿着执法记录进入,一边清点原房主留在屋内的物品,一边将它们搬了出来。

■ 高佣金引发的廉政风险 线下司法拍卖还可能存在程序不够透明等

52岁的费月锦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十余年,从2017年起负责与司法拍卖相关的工作。与普通商业拍卖不同,司法拍卖是法院在民事案件强制执行程序中,自行或委托拍卖公司公开处理债务人的财产,用以偿还债权人。

在费月锦的印象里,2014年以前的实践中,司法拍卖多由法院委托专业拍卖机构进行,并向后者支付成交额0.5%~5%不等的佣金。那时,司法拍卖全在线下进行,竞拍者要先到银行缴纳保证金,再到拍卖现场举牌竞价,法官反而无需出现在拍卖现场。

“过去,每个省的法院系统都有一个拍卖机构名单,各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取拍卖机构。”费月锦说,司法拍卖的拍品中,不乏单价过百万的收藏品和价值上亿的不动产,一场拍卖下来,佣金非常可观。

在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裁决处处长金首看来,对拍卖公司而言,司法拍卖是挣钱的好机会。“虽说是摇号选取,但实际情况很难确定。有利益,它就会来围猎执行局法官或者其他负责拍卖的工作人员,进而发生一些不廉洁的事。”

据人民法院出版社《全国法院决战执行难工作全景报告》:在实行司法网拍前,全国法院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执行领域,其中又有约70%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等人,均曾涉及违规司法拍卖行为。

除了廉政风险,线下司法拍卖还可能存在程序不够透明等问题。

2012年左右,金首还是宁波市鄞州区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一次,鄞州法院要变卖一批机器,没想到却有竞拍者打来举报电话,称到指定银行柜台缴纳竞拍保证金时受到阻挠。有时,一场拍卖十余人报名,但现场只有两三人竞价。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竞拍人围标、串标。

金首说,在线下拍卖时代,普通人想要了解司法拍卖相关的信息,只能到法院来了解。法院会提前在门口贴拍卖公告,“最多再在本地报纸的角落里登一下”。金首表示,这样会导致司法拍卖的传播面比较窄,溢价率和成交率都不高。

■ 从线下到线上 竞拍者的地域性限制也被互联网打破

金首曾就职的鄞州法院是最早“触网”的法院之一。为规避线下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各种问题,从2012年起,该院便开始了司法网拍的尝试。

金首记得,那年7月,鄞州法院与宁波市北仑区法院首次与外部网络平台合作,分别拍卖了一辆宝马7系轿车和一辆小客车。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次司法网拍后,指责的声音铺天盖地:几十名拍卖公司的人站在浙江高院门口抗议,让法院撤销此次拍卖;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在报纸上发文,称“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的做法不符合当前拍卖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舆论指责,法院系统早有预期。“我们通过媒体做了一些反击,说明法院这么做是合法的。”金首解释,因为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法院“可以”司法拍卖,但没规定拍卖的执行主体,所以实践中既可以委托拍卖机构做,也可以法院自己做。

鄞州法院尝试司法网拍后仅一个月,民诉法得到修正,与司法拍卖相关的表述被改成了“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桂看来,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的财产,这意味着法院自行拍卖的强制程度更高了。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起草,并于2016年发布。发布会上,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表示,在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法院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当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鼓励优先通过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财产。

在多名受访法官眼中,司法网拍的优势显而易见:没有拍卖公司介入,不再有人抽取高昂佣金,法院也降低了廉政风险;竞拍者之间互不见面,降低了串标、围标的可能。此外,随着拍卖渠道的变化,竞拍者的地域性限制也被互联网打破。

“比如宁波中院在衡水有一套房子要拍卖,如果是在宁波拍,基本没人要。”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吕宇说,法院还要纠结找哪里的拍卖公司——宁波的拍卖公司不了解衡水的市场行情,衡水的拍卖公司需要对接的工作量更大,“司法网拍推开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 法官“带货” 一小时所有拍品被全部拍出

金首所在的宁波中院,是在2019年12月12日开始直播司法拍卖的。直播前20天,她就开始为挑选拍品发愁。

彼时,宁波市各基层法院进入执行阶段、需要拍卖的标的物共有50余件,均由宁波中院拍卖。除了散落各地的房产、车辆,还有一些机器设备、公司股权,甚至土地使用权。鉴于这是宁波中院的司法拍卖首次亮相网络直播,金首希望可以吸引公众关注,所以选择拍品时,她要兼顾种类和地域的丰富性。

最先被挑中的,是青岛CBD核心区内的一套海景房,大约120平方米,评估价格约为567万元。此前,这套房子已在网上拍卖过一轮,但最终流拍。

“一般情况下,拍品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最低可为评估价的70%。流拍后,二拍的起拍价最低可为一拍起拍价的80%,也就是评估价的56%。”金首说,如果二拍还没卖出去,拍品就会进入变卖环节,价格更低。青岛那套海景房是二拍,起拍价不到320万,约合评估价的56.4%。

最终,一套青岛海景房、一套上海住宅房、上千棵还长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权、一个后七位数为“1233333”的手机号码等共8样拍品被金首选入宁波中院的直播间。

据吕宇介绍,之所以让金首做主播,是因为她在执行领域工作多年,对司法网拍流程很熟,表达能力也强,可以解答网友提问。此外,金首还多次参加过新闻发布会、接受过电视台采访,知道如何面对镜头。

那次直播非常成功,只用了一小时,所有拍品就被全部拍出。其中,青岛的海景房以451万元的价格成交。包括其他未被单独介绍的拍品在内,宁波中院在这次直播拍卖中的成交额超过一亿元。

■ 直播不是万能的 无法解决司法拍卖中的一些痼疾

对法院而言,司法拍卖中的一些痼疾,依然无法靠直播解决。比如在线下拍卖时代就存在的问题——拍品瑕疵担保责任。

在谭秋桂看来,拍卖标的物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法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首先要看拍卖前法院是否如实公开了标的物已知的瑕疵。如果拍卖前法院已公开该瑕疵,拍定人就无权要求撤销拍卖。如果法院事先没有发现或没有公示该瑕疵,拍定人应该有权请求撤销拍卖。

“法院有责任鉴定拍品真伪,因为司法拍卖是一种司法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法院有没有能力做鉴定。”谭秋桂说,鉴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特别是涉及奢侈品、名酒等的鉴定,法院自己可能都确定不了真假。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12月,南京某法院的司法变卖中,买受人以1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款包,后经多家机构鉴定,这是一只仿冒的爱马仕铂金包。但在该法院的拍卖公告中,这只包的市场评估价格为20万元,11.2万元为变卖价,包的品牌未被提及。

谭秋桂认为,从拍卖公告的内容看,法院把它当成了真爱马仕。“这就属于法院公开的信息有误,没有真实反映包的品质。所以法院应当为此负责。”对此,当事法院回应称,将主动联系买受人,结合其异议申请及相关证据,按规定予以审查处理。

但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谷佳杰认为,一般情况下,法院只要在拍卖公告中尽到了正常、合理、规范、充分的义务,就不必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在直播拍卖时代,法院、法官从幕后走到台前,竞拍者更会对公权力产生天然的信任。这种情况下,一旦拍品后续出现瑕疵,那么受损的就是法官、甚至法院的形象和信誉。“不良影响可能会被放大。”谷佳杰说。

谷佳杰认为,对于司法拍卖来说,任何有助于增加曝光度、提高溢价率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直播能够成为吸引大众关注的契机,这对执行工作本身就是有益的。

虽然去年年底以来,各家法院的直播拍卖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否要将其常态化、常规化,似乎谁都没有答案。多家法院接受采访时表示,年底法院工作繁忙,暂时没考虑下次直播。(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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