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国
2002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澳大利亚的珀斯参加一个老龄问题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通知书,实际上是一本足有一百页的英文小册子,时间是来年的10月,会议的入场券是经专家组评审通过的论文。论文一旦通过,会议将发出正式邀请函。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全球范围的论坛,组织工作相当繁杂,小册子上密密麻麻列出的有关程序和事宜,足足用了我一周的时间学习。 4个月后,由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和一个国际基金会签发的正式邀请函,终于寄到了我的手中,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40天。于是,我将正式邀请书和相关文件呈缴上级领导,但有一点我最担心:如果被批准的时间超出开会报到的时间或剩余的时间不足办理签证的时间,那就麻烦了。
批文很顺利但签证无消息,我又有些坐不住了,我知道拿到签证,也须几天的准备和订购机票,否则就会出岔。当距离开会的时间还有4天的时候,航空公司预定机票的国际航班开始“清仓”,就是说我预定的航班航次如果不出票就不能再保留了,怎么办?我的头一下子大了。如果铤而走险先将2万多元的机票买下,签证不出怎么办?如果将机票取消,到时机票买不上怎么办?两难之间,我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当拿着一厚迭往返机票的时候,忧郁的心理猜不出是祸是福。
当我处于几乎绝望的时刻,这时离我手头的机票起飞时间还有20个小时,小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签证通过、京办领取”。真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后的情景全被紧张、兴奋覆盖了。
10月,南半球的春天,老龄问题国际论坛在印度洋岸边如期召开。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对策”,当我走向鲜花开放的讲台,用英文宣读自己的论文时,内心升腾起一种神圣而又庄严的感觉。发言时我首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全场有一半人呼喊着:“中国、中国”。我还告诉大家,中国在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同全世界一起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同世界各国一起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发言时我被不同肤色的学者们的掌声感动着。我的发言很短,加上提问和解答也仅限在30分钟。新西兰的主持人安妮教授友好地暗示我可以再说几句。尽管如此,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高度重视,发言结束后澳大利亚SBS电台还专门对我进行了采访。
之后我曾多次出国,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网络愈加便捷,出国方便多了。据说我国近几年仅出国旅游的人数每年就达到1.5亿,这个庞大的数字使我十分振奋,也使我常常想起我难以忘怀的第一次出国。(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教授,青岛市老年学会副会长)
□刘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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