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集始末
市井文化是一个城市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而集市和地摊又是市井文化的重要内容。欧洲不少国家如德、法、俄、意大利等国都有跳蚤市场，卖东西的人与所卖的物品，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外地人的的兴趣，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近年来，青岛取缔了一些露天市场和地摊，这当然是好事，净化了环境，美化了市容。有的集市，如百年的李村大集，退路进室后，各方面都好了，但是，总觉得缺少了以前那种置身于蓝天下，有风、有阳光、无拘无束、随意、自在，虽说杂乱，可是热闹而又亲切的氛围，不免有点遗憾。如果地点适宜，管理得当，保留几处有特色的地摊，还是值得考虑的。
下面说说礼拜集。六七十岁以上的老青岛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礼拜集的。礼拜集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历时半个世纪（其间有中断时间），历经抗日战争日伪时期、青岛解放前时期、解放初期、低标准时期、改革开放后等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时期，其集市地点也不在同一地方。青岛的这个礼拜集，是在市区内的大型露天集市，非同一般，影响广泛。各时期的礼拜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了解礼拜集，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青岛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青岛在各时期的政治氛围，以及城市发展变化。
笔者出生于老台东镇，60岁以前，一直居住、生活在延安路附近。除初期的礼拜集没去过外，其他各时期的礼拜集都因离住家不远，近水楼台，是礼拜集的常客，对其极为熟悉。另外，笔者专职地方志工作多年，还编辑过《市北文史》，对青岛，特别是市北区（市北、台东合并后的市北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故对各个时期的礼拜集，既有文字资料，又有亲身经历，为此，想写写礼拜集，为读者了解、认识礼拜集，也为研究青岛城市历史的人，留下一份较为完整的关于礼拜集的史料。
礼拜集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地点，其规模、交易情况也大不相同，现以地点分别记述之。
东广场时期（抗日战争日伪时期）
1941年，位于四川路、菏泽路一带的西广场发生火灾，大火烧了三天，把个西广场烧成一片废墟。为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伪青岛市政府征用西吴家村旁的小北山大粪场，建造简易房屋，约有300多户原西广场居民来此居住。为与西广场对应，新建成的这片居民区便起名叫东广场。
原西广场的居民多为城市贫民，有拉洋车的，有闯码头的，还有不少人靠捡破烂、买卖破烂为生。到东广场后，这些人重操旧业，买卖破烂。同时，也招徕了另一些人来这里或买自家想用，或卖自家用不着的东西，于是，逐形成了一个以买卖破烂为主的旧货市场。
东广场的西北方有一块约4000平方米的空地，这里是旧货交易的场所，随着旧货市场的发展，这块空地上热闹起来，除了旧货，还来了卖粮食、蔬菜、各种小吃的货摊。同时，架有说书棚，还搭起一个简陋的戏台，有说书人及唱戏人来此演出。后来颇有名气的柳腔大家张秀云、张喜云，当年就在这里唱过戏。因为这个地方以买卖旧货为主，于是，就有了破烂市的名字。又因为在星期天来这里的人特别多，中国人又有赶集的习俗，这样，也有人叫它礼拜集（基督教星期日做礼拜，故中国老百姓把星期天叫礼拜），此为礼拜集之始。
1944年后，在崂山坚持抗日的“青岛保安大队”日趋活跃，常常深入到青岛市区，如台东一带活动，给日伪政权造成威胁。为加强防范，伪青岛市政府从五号炮台（内蒙古路与沈阳路交叉处）到海泊河一带设警戒线，密布岗哨，对过往行人检查、盘问，严禁电工零件、交通器材、化学原料、机械工具、棉纱布匹等物资，不管新旧，一律不准运出警戒线。礼拜集在警戒线外，市区的人再来礼拜集，进出警戒线时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东广场的礼拜集仅仅经过二三年，便告结束。
和兴路时期（青岛解放前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东广场原礼拜集的空地被人占领，盖了房子，礼拜集失去了场所，再度兴起的礼拜集，迁移到离东广场不算太远的和兴路上。
当年，和兴路东起太平镇，西达台东一路，是一条百余米的街道，两边大多是居民房屋。其东端、邻近太平镇的地方是一处低洼的空地，是说书的、唱小戏的，以及卖各种小吃的场所。还有，拉洋片的也来过这里。
洋片也叫西洋镜，一个木箱子放到凳子上，箱子上装有三个圆形的放大镜，箱子里有画着人物、情景的片子。箱子前面放有长条凳，可供三个人坐在凳子上，透过放大镜看箱子里的片子。开拉时，拉洋片的边拉动里面的片子及联邦在箱子上的锣鼓，边唱着；“往里瞧来往里看……”当然，看洋片是要花钱的。
和兴路礼拜集仍以买卖废旧物品为主，货摊由和兴路东端向西延伸，在和兴路与其他路，如洮南路、长春路等相交的路口，也有货摊。其中，以从和兴路东段至台东八路这段路的两侧，货摊最密集，也最热闹。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在青岛驻有二三万人的部队，这个情况在礼拜集上也有反映，就是有不少美国士兵用过的旧的物资，如军服、军鞋、军用毯子、军用水壶、剃须刀、吃西餐用的刀叉，以及吃剩的罐头、香肠、面包等，这是“包賍”（到驻青美军营盘或美军舰只打扫卫生、清除垃圾的中国人）从垃圾中捡拾出来的东西，几经辗转流入到市场上。和兴路礼拜集还有一处例外，在和兴路东端有八九家业户专卖旧汽车轮胎，每家门口堆放着成堆的旧轮胎，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也不知道流向何处，作什么用。
解放前，集市上都会有职业乞丐，有的纯属无赖。有一年，我随大人到和兴路礼拜集，见到一个光着肩膀，拿着竹板，边唱边沿街要钱的人。他到摊位前，打着竹板唱道：“这几天，我没来，大掌柜的发大财。您发财，我沾光，您吃肉来我喝汤……”如果摊主迟迟不给钱，他就接着唱：“你不给，我不要，省下钱，去买药；如果吃药还不好，你可千万别上吊！ ”当时我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只觉得很顺口，很好玩，久久未忘。
延安路前期（解放初期）
青岛解放后，由于和兴路路面狭窄，不适于设摊做买卖，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将礼拜集迁移到延安路东段南侧，即现在太清路的北端。当时太清路还是一条没有名字的小道，附近只有几间平房，周边是一片丘陵山坡地。
解放后的礼拜集仍然是以破烂、旧货为主，旧家具、旧鞋、旧衣服、旧自行车、旧自行车零件、旧五金工具、旧日用杂货……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来礼拜集卖破烂，无须任何手续，不交任何规费，谁都可以将自家用不着的东西拿到这里来卖。在这里，你可能花少许的钱买到最适合你的、甚至在商店花高价买不到的物品，礼拜集真正是一个“让闲置物品动起来”的好地方。当然，礼拜集上也有专做旧货买卖的生意人。
集市上必然有饭市，此时的礼拜集小吃花样繁多，有豆汁、甜沫；有包子、火烧、大饼；有现煎年糕、煎炉包……
集市上还必有民间艺人，延安路礼拜集有说书棚三四家，星期天来听书的人爆满，平日里也开棚说书。葛昭宏的《三侠剑》、王宝亨的《三英清烈传》、金凤山的《雍正剑侠图》和《童林传》都很叫座。有个说山东快书的盲人，他的开场白是：“我叫孙明亮，又明又亮，就是看不见……”变戏法的独眼龙，每集必到，他的看家本事是吞铁蛋。后来，“王傻子”和他的女儿也来礼拜集。 “王傻子”本名王鼎臣，据说以前在天津等地很有些名气，可那时在礼拜集是落地变魔术，扎小辫，扮小丑，很是潦倒。礼拜集没有戏台，有时有小戏班来礼拜集落地唱茂腔，也有唱柳腔的。
由于礼拜集很适宜老百姓的需求，场面红火，规模逐渐扩大，货摊向延安路和延安三路方面延伸。这时期的礼拜集是一个完全正常的集市，反映出社会安定、祥和，老百姓安居乐业。
说一点笔者赶礼拜集的事。延安路礼拜集初期，笔者在念初中，笔者自小爱看书，特爱看小说。因家境贫寒，买不起新书，所以，每逢礼拜集便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又买得起的书。礼拜集上既有旧书贩子，也有来卖自家书的人。旧书贩子在地上铺一块布，将旧书、旧期刊杂乱地摊在布上，任人挑选。我挑啊挑，挑到一本喜欢的，一问价钱，买不起（我只有二三角买书的钱），只好放弃。也有喜欢又能买得起的书，拿到书回家，那个高兴呀！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卖自家书的摊前，我看到一本老舍的《月牙集》（1947年晨光出版社出版，书也不旧，只是封面破了），自己很喜欢老舍的小说，翻翻看看，想买，但买不起。卖书的是个老者，待我走了好几个来回时，他把我叫住：“孩子，你爱看书？ ”“嗯。 ”“这本书就送给你了。”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本《月牙集》以及在礼拜集上买到的其他旧书，并且仍然记得那位老者的形象。
延安路后期（“低标准时期”）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物资贫乏，尤其是食粮，吃饭成为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政府部门称这个时期为“低标准时期”。
“低标准”的出现，促成礼拜集快速、畸形地发展。就范围来说，礼拜集扩大了好几倍，东西方向的延安路，西从现在的“三百惠”超市起，向东穿过电车站，延伸到南仲家洼小河边（现宁夏路大桥下）。逢集时，这段延安路连马路中间也都是货摊和赶集的人，车辆根本不能通行；南北方向的延安三路，北从台东八路起，向南穿过电车站，直达台湛路。礼拜集的大本营，则由原太清路附近的山坡，扩展到东西方面，由太清路到现在的上清路；南北方面，由延安路到现在的龙潭路，这个范围包括针织五厂（已停产）、万通证券、榉林小区、47中、元件厂（已停产）、榉林大酒店、上清路小学等单位的场地在内。当年，这里基本上是一片山坡，除有零星的小块庄稼地外，都是高低不平的荒地。这时期的礼拜集虽说在台东，可是，远在李村、沧口、台西等地的人，也都来赶集。（当时青岛的市区交通远不如现在，由李村等地到台东，不那么简单。 ）在这纵横两条马路及邻近偌大的一片山坡上，每逢星期天，尽是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各种货摊。黑压压的大批人流，人头攒动，项背相望，叫卖声、吵闹声此起彼伏，这就是“低标准”时期礼拜集的真实情景。
这时候的礼拜集在时间上讲，由原来的一星期一集，变为一星期两集。星期天是大集，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开始摆摊；直到太阳下山，暝色四起，集市才平静下来。星期三是小集，集市从早晨到下午二三点。不过，虽说是小集，来赶集的人也不是太少，仍然是熙熙攘攘。
“低标准”时期的礼拜集之所以如此畸形发展，原因还是源于“低标准”。那时期，几乎人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吃的，包括粮食、蔬菜、鱼肉、各种副食品；穿的，包括布匹、鞋帽、各种棉织品；用的，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如此这般，一方面，有人想买的东西，因无票证或别的原因到商店买不到，只有另觅途径，自然会想到礼拜集；另一方面，这时候，老百姓生活困苦，有人把家里一时用不着的东西卖掉，以补贴生活。还有，在这种情况下，又诱发一部分人，来到礼拜集倒卖旧货，以求获利。
“低标准”时期的礼拜集与往常的集市有多种不同的地方。一是，饭市变样了，以前那些卖馒头、大饼、包子的不见了，代之是卖茅草饼的（茅草，一种野草。当时有人把茅草磨成粉，做成小饼。 ）也有卖熟地瓜的。二是，说评书、变戏法的少了，算命、看手相的多了，有个叫王国华的人，他一到礼拜集，便有人围拢上来，找他看手相，生意特好。三是，出现了把刚从商店里凭票证买到的商品，拿到集市上加价出卖，如香烟、火柴、肥皂、烟筒、棉织品……还有人将从菜店里凭副食品证限量买到的刀鱼，煎好后拿来卖。四是，礼拜集在电车站邻近南仲家洼的地方，有一个票证市场，这是任何时候的集市上所没有的。这里没有物品，没有摊位，只是聚拢着一群人。其中有人边走动，边低声向周边的人喊话：“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香烟票、火柴票……”公开贩卖票证，他们既买也卖，低收高出，赚差价。这群人当中，也有人看似空着手，向四下兜销：“花生米，花生米，一毛钱八粒。 ”如有人买，他便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花生米进行交易，有时，为了半粒花生米，买卖二人争得不可开交。
以上这些情形，对现在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今古奇观，不可思议，可是，这却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时，粮食是比什么都贵重的物品，没有人能搞到足以拿来做馒头、大饼来卖的面粉或玉米面。再者，即便有人能搞到面粉，他也不敢做成馒头拿来卖。礼拜集上，抢地瓜的情况屡有发生，何况馒头。娱乐少了，算命的多了，这好理解，饿着肚子，没有心思去看热闹。找人算命，说明人心浮动。至于在盛产花生的山东，卖花生米不论斤、不论两，论粒卖，好像更是无稽之谈，令人难以相信。不过，这是家喻户晓的事，凡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见证者。 “文革”时，青岛有个杨某某，造反夺了权。反对他的人便揭发他，说他“低标准”时，投机倒把，卖花生米，一毛钱卖八粒，并且把“打倒杨八粒”的标语，铺天盖地地贴遍大街小巷，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1963年后，在国家政策调整下，经济慢慢好了起来。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在“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的政治范畴里，礼拜集这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典型”“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自然难逃厄运，被强令取缔。
改革开放后时期（太清路—上清路时期）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断了20年的礼拜集又得以恢复。地址在太清路的中段，有旧货，也有人搞到一些处理商品拿来卖，破烂和新物品兼顾。但集市上传统的小吃及民间娱乐已少见，无论场面和人数，比起“低标准”时期的礼拜集要小得多。
后来，因上清路上有个废品公司的仓库，每年春秋两季在这里举行“青岛市积压物资交流会”，物以类聚，礼拜集由此扩展到上清路，一时来赶集的人很是不少，热热闹闹。后来，“青岛市积压物资交流会”停办，在废品公司仓库的地方盖起榉林大酒店。还有，上清路上有中学、小学，还有科研单位，不适于设摊交易，这样，礼拜集又退回到太清路上。
随着票证的取消，购买商品不再受限，更由于人民大众生活地普遍提高，回到太清路上的礼拜集日渐萎缩。除旧书、旧期刊外，其他破烂、旧货基本无人问津，更多的是一些新的处理商品，如布头、鞋袜、家用电器等，成为一个与破烂无关的小商品市场，背离了礼拜集的传统，这也注定了它的命运。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老青岛人心目中难以忘怀的礼拜集，终于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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