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磊：口口相传的东西才能带来完全不同的世界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突然受到召唤的一刻。说召唤或许太神秘主义，“决定做某一件事”是更准确的表达。

科班音乐出身的杨光磊一直骄傲于自己学院派的纯正血统，直到在世博现场听到巴基斯坦音乐家阿西夫·阿里·汗（Asif Ali Khan）。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无法理解，他唱的每一个音我都唱不准。”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地区把12平均律变成23律，“那些微分音都在钢琴键盘的夹缝里，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准的，但他们唱出来就是那么好听”。吃饭的时候，Asif一句一句带着他唱，“这样我才能稍微跟上”。

这样，成长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被完全打破。“我心悦诚服，原来口口相传的东西才能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这些东西一旦被现代技术捆绑，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在那一刻他决定把一件预备放弃的事做下去—搞世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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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年期间，体制内人士杨光磊在上海世博局的支持下开始做上海世界音乐周。当时他仍在上海轻音乐团任职，国家二级演员，专业是音乐剧演唱兼团长助理，运营总监。“我还考上过《歌剧魅影》的C组，可惜A组演员几乎一场不落地演完全部，B组都等不到机会，何况C组……”

2008年之前，中国的官方语汇中没有“世界音乐”的存在。而在西方，“World Music”这个以西方视角为主体的词汇在诞生之初带有歧视性，原指全球各民族（尤指非发达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推广“非西方音乐”而走红全球。

随着时代变迁和它宽泛而模糊的定义，有民族音乐色彩的音乐都可归入“World Music”的范畴，因此西方文明居高临下的意味渐淡。这个词成为了“没有评判的聆听标准”，表达了各民族被尊重，被认可的文化多元性。

这一年，上海世博局发现中国的民族音乐也可以被归入此范畴。在中国音乐研究中心的田青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萧梅老师等专家学者的正式提议下，“世界音乐”的概念诞生。而早在1851年印尼携“加美兰音乐”（Gamelan）参加英国伦敦的首届世博会时，工业时代鼎盛时期骄傲的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能代表国家的除了科技结晶，还有独一无二的民族的声音。

印尼加美兰乐队参加2008年上海世界音乐周

这一年还有中国的侗族大歌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杨光磊发现除了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流行音乐，比如韩国的Super Junior，中国香港的郭富城，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都是带有符号性的本土民族音乐。

世博期间他在欧洲馆“睡”了大半年，印象最深的是格鲁吉亚国宝级团体“鲁斯塔维合唱团”。“大部分合唱团都是指挥上去站好，其他人根据他的位置站位。这支乐团的所有人都是一个一个上场站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严谨的方式。他们全体佩刀和子弹（空壳）登台。半夜舞台搭完，他们开始走台。当第一个男高主旋律的引子过后，便是响彻云霄的和声，那种感觉太震撼。”

很巧的是，不久后杨光磊在卑尔根的一座500年老教堂再遇这支乐团。“当时的主持人是这样介绍这支乐团的：当他们的歌声响起，魔鬼和天使都回来现场聆听，并祈祷！”2013年的世界音乐季现场，他再次请来这支乐团，演出地点亦特意选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建筑——基督国际礼拜堂。

时间沉淀记忆，但音乐自有其神奇处。“每个旅行我都会尽量和当地人接触，日后再听到当时当地的音乐，我会立即想起这个地方，如同重新走进这个国家。”

鲁斯塔维合唱团

和气味一样，音乐具有直接唤起记忆和想象的魔力。以上种种，让杨光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落幕，离开世博局的支持后，决定把世界音乐周继续做下去。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让他信心膨胀的插曲。世博之后，广亚会请他做“丝路上的音乐之旅”音乐节。杨光磊请了18个团，演了28场，赚到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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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轮到自己做音乐节是个很“恐怖”的事。2011年，“所有悲惨都落到这一年”。

之前上海世界音乐周用的都是世博的安保，正规军，安全无虞。2011年是杨光磊自己找的安保，“800多张票现场来了10000多人，门口全是黄牛在抛票”。

“这一年的5月18-21日，上海下了80年同期未遇的豪雨，所有音响设备都泡水报废了。” 杨光磊和当年的未婚妻高霞欠下设备供应商巨款，只能请求家庭帮助。“我妈气坏了，他们那辈人觉得房子是唯一留给孩子安身立命的东西。”

还清赔偿后，那位设备供应商与杨光磊合作至今。大水里泡出长久的信任，以及他后来养成音乐季开始前半年吃素（并不严格），不参与任何赌博性质的活动（包括股票），希望把好运气都用在祈祷音乐节好天气的习惯，都是后话。

杨光磊的家里是有点底子的。他奶奶宋文珍是大名鼎鼎的宋氏后裔，曾经埋了很多金砖在家宅下面。奶奶百年后再去找，自然荡然无存了。在动荡的年代他们从宁波举家迁徙至上海当年位于英租界的九江路，那块地后来变成《解放日报》的所在。

有件小事他一直记得。小时候家族聚餐，他跟奶奶去买菜。“奶奶手上戴了一只大钻戒，戒托是24K黄金。塑料袋一钩，钻石滚到窨井盖下面去了。看得见，但是要捞得把井盖掀起来。”老太太看了一眼井盖，拉着杨光磊回家去了。“走，很多人等着吃饭。”

回到家奶奶把戒指的事一说，“我的大伯母嗖一下冲了出去”。和房子下面的金砖一样，钻石自然也早被别人捡去了。

“我奶奶就是这么个人，她跟我们说，我们家的子孙都应该追求自己想做的事，不用担心未来，因为祖宗留下的福泽足够。”

杨光磊的爷爷和奶奶

杨光磊的母亲和继父又是另一个故事。不希望儿子太过冒险的母亲杨伟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其丈夫倒是做过一次遍布全国的大冒险。

“我继父张坚曾是浙江省相声轻音乐团（现为浙江省曲艺杂技总团）的团长兼指挥。八十年代，妈妈和他两个人搭着国有乐队班子，带着毛阿敏、刘晓庆、林依伦等明星全国巡演，每年都是过了正月十五才回家。”他对《小蝌蚪找妈妈》强烈的感同身受，和对各种《摇篮曲》的深恶痛绝都因这段经历而来。“唱完摇篮曲，妈妈就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见到。”

那个草莽年代，人们还分不清也不在意巡演与走穴、巡演经纪人和“穴头”之间的区别，杨光磊父母的冒险之旅可以写一部丰富的口述史。

“在中国，自己吃过苦，冒过险的父母往往不愿意孩子也去吃苦冒险。”

他的母亲曾在武警文工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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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想，只有做世界音乐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成立公司什么的都没有。给人打工肯定比自己做企业快乐。”

自2008年至2019年，上海世界音乐季办了14届（现名雪佛兰天地世界音乐节，今年的音乐节将于9月7-24日在上海、重庆、佛山、武汉四地举行），存在的形态一直很独特，一看就是赚不了什么钱的营生。

每年音乐季期间，它在上海（后来陆续进入其它城市）各公共空间遍地开花，重要场次也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无论来的音乐家多么珍贵难得，绝大多数场次均为免费观演。

这样做有利有弊。弊很明显，分散的时间和场次、开阔的露天舞台不利于培养观众黏度，受众的定向性也会较差。利在于能接触到更广的人群，杨光磊相信，“只要是好的音乐，路过的人一定能听出来并驻足。音乐节每次都会有无数感动的留言，也会在某一场演出中突然有很多观众在流泪。”这些种种都推动着这种音乐形式的流淌和延续。

非音乐季期间，他和公司伙伴常年坚持在上海陆家嘴搞一周一次的免费音乐会。“白领们路过那个空间，听到音乐，呼吸的频率都会改变，真的。”

做演出，从来难以预测观众的反应。音乐市场中非常小众的世界音乐从业者尤其无法避开这个问题。但现实常常给他和其他从业者信心，音乐不分国界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

一个例子是“战马时代”（另一家专做世界音乐的公司）的员工告诉我的。最近，他们在离青岛市区一个半小时的郊区办了一个音乐节，来的多为当地居民。令工作人员大感意外的是，当图瓦共和国的女歌手珊蔻（Sainkho Namtchylak）登场时，下面的观众不但没有被她先锋的音乐吓跑，还渐入佳境，与她一起轻松摇晃身体。没人能听懂她在唱什么，了解图瓦共和国为何物的观众想必亦不多，但人们还都保有有分辨有趣音乐的能力。

恒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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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那么多年世界音乐，有两支乐团给杨光磊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并不止两支）。

一支是图瓦共和国的“恒哈图”（Huun Huur Tu）。关于这支乐队无需多做介绍，他们是图瓦音乐走向世界的第一支也是最重要的一支乐团。“有意思的是，刚进入西方视野时他们全部使用民族乐器，后来的十年在西方公司的包装下又全部改用西方乐器。再后来你看他们的乐器又全部变成民族的了（除了一把吉他），而且都是由一位成员手工制作。”

其变迁过程，亦是“世界音乐”这个概念在突变的语境中自我调整和自我发现的一种应对，结果还不赖。杨光磊欣赏恒哈图的老爷子们，有一个问题多年来“问过他们无数次”：“怎么在不同的演出环境保持状态？”一次老爷子们演到喉咙状态不佳，杨光磊带他们去极乐汤洗澡。“他们跟我说，唱不动的时候，就要回去待一段时间，在家乡重新感受过辽阔才能继续上路。”

还有一支来自非洲的鼓乐团，以国家为名，就叫“布隆迪国家青年鼓乐团”。他们所击打的鼓只只分量不低于25公斤，有的甚至达到56公斤（因超重无法上飞机，乐团便以礼物相赠的方式把它留在了公司办公室），以完整的树桩制成。“演出时他们可以行进200米，把那么重的鼓顶在头上，一下下地用脚去踢头上的鼓。看过这样的鼓乐和鼓舞，其它的鼓都不要看了。”

布隆迪鼓乐是世界音乐迷人的典型例子。它不仅是击鼓和舞蹈，也是这个非洲内陆小国代代相传的祭祀与祈福仪式。如同化石般的神圣仪式中蕴藏厚重的民族史，给观众的除了惊叹，还有极丰富的想象和探寻空间。

布隆迪鼓乐现场

杨光磊最后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还是刚才提到的阿西夫·阿里·汗，他是苏菲派的卡瓦利（Qawwali，一种循序渐进的传统音乐形式）大师。

中东的富人们喜欢以往台上扔戒指、宝石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因此当阿西夫得知中国的演出是在公开场合，非常高兴。演出前他特地摘下手上的十五六只戒指，准备接受上海观众的戒指。

“没想到一只也没有收到，他可沮丧了哈哈。”那场演出癫狂又勾魂，又唱出很多观众的泪水。文化如此不同，但音乐相通。

与商业地产品牌新天地合作（新天地提供演出场地），并于2016年接受雪佛兰冠名后，“上海世界音乐季”这个品牌总算驶入平稳运作的阶段，杨光磊不用再依托和刺激到老父老母。

在即将开始的音乐季中，你也可以去现场碰碰运气，也许就有哪支不知从何处来的乐团，以陌生又亲切的声音在光天化日下瞬间带你进入另一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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