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寒门,扬帆踏浪 物理海洋科学家毛汉礼的不凡人生
文/半岛记者张文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曹操在诗中是这样描述海洋的。在青岛,献身海洋科学的大师中,毛汉礼是一位“人穷志不短”的代表。求学期间,他一直与贫穷做斗争,他埋头读书,只为获得奖学金,唯恐学业被迫中断。就这样,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出国,都是凭借一股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和倔强,半岛记者通过采访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从不同侧面还原了毛汉礼从寒门学子到学部委员的不凡人生。
一心只读教科书
我于1919年1月25日(农历1918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保安乡毛家园村一个农民家庭。我家自我有记忆之日起,祖父、父亲均为自耕农,还耕种地主土地,学校暑假放假时,我经常也参加田间劳动。——《毛汉礼的入党申请书》(摘自《南海路7号》薛原著,下文第一人称自传出处相同)
毛汉礼的家乡诸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故里,诸暨为古越民族聚居地之一、越王勾践图谋复国之所。
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翻看毛汉礼先生的照片,他的眉宇间有一股韧劲。正是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头,伴随着他一生,源于家乡卧薪尝胆的勇士精神,也源自于生活给予他的众多磨难。
1919年1月21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为全权代表,因为青岛的归属也是议题之一,而《凡尔赛合约》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这一年的5月4日,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还我青岛”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
毛汉礼就出生于这一年的1月25日,襁褓中的他不可能理解来自外界的声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吃饭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毛汉礼家境贫寒,父亲毛春茂(也作毛惠操)是个朴实的农民,根据毛汉礼从小就读于私塾来看,父亲是一个重视教育的人,据《中国海洋报》青岛记者站老站长李明春先生称,毛春茂读过两年私塾,只学了一点可怜的知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因而,当一天毛汉礼羡慕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放学从大门外跑过,给爸爸提出“我也要上学”的要求时,他立刻同意了。
从六岁读到十岁,熟读四书五经。这时,村里的小学办起来了。毛汉礼又读了一年初小。11岁那年,他考上了离家十五里的枫桥镇上的高小。父母东拼西凑学费,加上他为了省钱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就这样读了两年。
13岁时,毛汉礼毕业,1932年考取了浙江省第五中学(现绍兴中学)。
“根据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我只能念完高小,要读初中,最近的公立初中在绍兴,离家七十多里,必须住读,而当时情况,自费住读绍兴初中每年费用为一百二三十元,折合当时三四十石谷子(当时每石谷子售三四元银币),我家是绝对无力负担的”。毛汉礼在《入党申请书》的“自传”中提到当时面临的困难。此时,可以看出父亲对他学习的重视,家里上辈几代人无人读书,即便能算个账,认识几个字,也达不到读书读报的水平。毛家人期望毛汉礼能够改变现状,当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所以,毛汉礼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毛汉礼又是幸运的。
因为1931年,浙江的中学开始设有“清寒助学金”(后改为“优秀学生奖学金”)。作为学霸,毛汉礼自然能够享受这一政策,“每学期可得三十五元(二等)到五十元(一等)补助。这样我读初中大部分学费靠助学金,每年家中负担三四十元(折合谷子十石)勉强可以支付,实在不够时,只好卖点零星土地或树木等补足”。
彼时的中国,日军侵占东北,伪满洲国成立,时局动荡不安。只是,毛汉礼没有离开过书桌,1935年,他考取金华中学(原浙江省立七中),靠的还是奖学金和助学金,“这实际上是靠老百姓的血汗(通过税收)供我念完中学”,多年之后,在青岛,毛汉礼如是说。
反思自己当年,毛汉礼用“麻木不仁”来形容,“我的天赋只有中等,因此我必须加倍用功,争取高分,以保持奖、助学金,所以我在中学时代以及以后上大学,全是‘一心只读教科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根本不过问政治,甚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麻木不仁地认为这是政府的事,学生的唯一职责就是读书”。
徒步千里去报到
象牙塔,是学子们渴望的地方,对于毛汉礼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他太渴望读书了。
在明知考上也不能入学的情况下,毛汉礼还是参加了全国大学联合招生,第一志愿就是浙江大学。也报了,也考了,毛汉礼就又参加了当年浙江省财政厅的练习生考试。这是怎样的心态?也许是毛汉礼心有不甘吧。他想试试,仅此而已。
毛汉礼后来回忆说,浙江大学已经内迁至广西,所以不仅仅是学费,路费他也出不起。因此,他只能遗憾地放下录取通知书,去找工作。“我一面写信到浙大请求保留学籍一年,一面去财政厅当练习生,月入四十元,省吃俭用可结余三十五元左右。干了半年多,觉得这一工作没有前途,而且手边已积有两百元左右,很想继续求学”。读大学一直是他心底的希望,只是千里之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何能去报道?
幸运再一次降临。恰巧邻村有个老乡要到贵州去投靠当军官的亲戚,正在打听与人同行,于是,两位伙伴就这样徒步上路了。
从浙江诸暨到广西宜山,三千里的路程,除了坐了几小段火车外,全靠步行。一路上风餐露宿,走走停停,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站在浙大的门口,毛汉礼感慨万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能够上大学了!浙大经过核查,确实有这么一位保留学籍的学生,看他为求学千里迢迢赶来,老师也非常感动,同意他注册入学。
然而,1939年的广西宜山,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跑警报”成了老百姓每天要经历的苦难,人心惶惶,随时可能命丧空弹之下,浙大无奈只能停课避难。最终,学校下达了内迁贵州的通知,学生自行设法赶到贵州去报到。
又一次上路了。此时的200元钱已经花去了大半,毛汉礼不甘心,白日赶路,夜宿街头,经过一个月的跋涉,来到了贵州遵义,并在青岩镇分校读完了大学一年级,1940年9月回到了遵义本校。
这样的求学经历,让毛汉礼更加珍惜眼前的机会。他没有心思去游览“四面青山朝佛座,一湾绿水空禅心”的桃溪寺,也没有想过去领略湘山寺的古树和嶙峋的怪石。他的心里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他当时的专业是文学院史地系地理组,“我的理科(数、理、化)基础是很弱的,至今是我工作上的最大困难”,显然,即便是如此出名的科学家,也对自己的专业感到遗憾。穷困又是毛汉礼求学时最大的困难,幸好浙江大学读书是公费,“不缴伙食费,虽然长期吃不饱,但也饿不死”。教室外同学们的运动浪潮一潮高过一潮,毛汉礼没有参与,他的心里只有“读书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是他手里的“法宝”,他相信将来一定能用上。
1943年,毛汉礼毕业了,留校当研究生兼助教,“除继续读书外,我的任务是每天观测几次气象”。毛汉礼当时跟着涂长望教授学气象,涂教授离开浙大后,毛汉礼觉得在这里能学的东西很有限了,便想到藏书完备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读书。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兼任气象所所长,他便求助于竺校长,竺可桢立刻同意,并设法给他联系了乘坐去重庆的免费卡车。
1943年秋,竺可桢正式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他在气象研究所留下了,过了一段清净、舒心的日子,而他和同事们潜心读书、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出国进修,“我想更加努力学习,(特别)是英语,争取下一次出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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