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师惩戒权”实施细则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将尽力加快教师惩戒权实施细则的研制和出台，解决当前我们一些学校，一些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放任管理，以及不善管、不当管这些问题。（8月4日澎湃新闻）

然玉：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曾先行先试就此展开尝试。比如说，广东曾明确教师教育管教权，青岛曾首提“教育惩戒权”。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述“规定”多是语焉不详，姿态大于实际，空有原则而无细则。青岛早在2017年就表示，“对教育惩戒的内容和方式将出台细则，确保学校、教师不把经念歪。”但时至今日，青岛版的“细则”依旧难产！谈“教育惩戒”容易，将之具体化为标准化的实施细则，却无比艰难。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即能否在不突破有关“体罚”“变相体罚”法律限制的前提下，来有效地实施“教育惩戒”？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可能的，其主张可以用“写检讨书”“找家长”“加倍劳动”“静坐”“罚站”“罚抄作业”等手段来完成惩戒……这一思路貌似有理，实则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疑点：其一，诸如“罚站”“罚抄作业”等，往往也会被归入“变相体罚”一类；其二，有些方法原本就是学校日常所惯用的，只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如果未来的“教育惩戒权”细则，仅仅是在既有“尺度”下，对原有手段的归纳梳理总结，那么其意义注定有限。也许，我们都应该坦诚一点承认，“教育惩戒权”必须有新的赋权，在提升惩戒的力度同时严控其风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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