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惩戒权细则不能靠梳理总结
□然 玉
据8月4日澎湃新闻报道，在关于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将尽力加快教师惩戒权实施细则的研制和出台，解决当前我们一些学校、一些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放任管理，以及不善管、不当管这些问题。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曾先行先试就此展开尝试。比如说，广东曾明确教师教育管教权，青岛曾首提“教育惩戒权”。然而，上述“规定”多是语焉不详，空有原则而无细则。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艰难的立法过程，必然不会一蹴而就。之于此，公众还是得摆正预期、保持耐心才是。
空谈“教育惩戒”容易，将之具体化为标准化的实施细则，却无比艰难。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既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规则框架”所决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即能否在不突破有关“体罚”“变相体罚”法律限制的前提下，来有效地实施“教育惩戒”？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可能的，其主张用“写检讨书”“找家长”“加倍劳动”“静坐”“罚站”“罚抄作业”等手段来完成惩戒。但诸如“罚站”“罚抄作业”等，往往也会被归入“变相体罚”，而且，这些方法原本就是学校日常所惯用的，只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如果未来的“教育惩戒权”细则，仅仅是在既有“尺度”下，对原有手段的归纳梳理总结，那么其意义注定有限。也许，我们都应该坦诚一点承认，“教育惩戒权”必须有新的赋权，在提升惩戒力度的同时严控其风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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