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易主人,成为经典
德国士兵举着酒拍照
台静农崂山汽水厂门口塑料袋装啤酒
1899年5月,“地僻人稀”的米勒上尉路修建了毛尔梯克兵营,对面随后就开设了一家酒吧,专门经销啤酒。不论酒吧与后来的啤酒厂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彼此对青岛啤酒市场的认识,应该大致一致,包括2400余名德国士兵在内的消费需求,显示了青岛啤酒销售的前景。
与同期在台西镇建造的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相比,台东镇这家由中国香港盎格鲁－日尔曼啤酒公司创建的私营啤酒厂的施工要简单得多。德国机械厂除设计厂房外,还提供了全套机械设备,如熬汁机、气压机、冷凝机、汽锅、水泵及管道等。四座水井即使在旱季也向啤酒厂提供充足的水源。酒瓶的清洗、装塞、缠绕金属丝及加贴商标这些工序全部实行机械化。生产伊始,啤酒公司单锅产量9.6吨,年生产能力2000吨,是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啤酒生产设备。青岛生产的德国啤酒,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有销售代理。啤酒厂竣工两年后的1906年夏,青岛啤酒厂的产品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奖。这块来自德国的奖牌,近乎青岛本土工业化移植成功的标志。
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产量的持续增长,似乎已无可置疑。青岛商会1913年度的报告指出,在本报告年度中,这家本地德国啤酒厂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岛商会,包括了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中国草辫出口公司、哥伦比亚股份有限公司、德华银行、山东铁路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等30家青岛租借地范围内的工商业会员。与此同时,饮用啤酒在本地已逐渐为小部分国人所接受。如客居青岛的前湖南督军谭延闿1914年春夏日记载:5月15日“至咖啡店小坐,饮加非、啤酒、冰忌林,去一元六角,王四为主人”；6月17日“饮啤酒、汽水于大饭店”；7月16日“至火车栈旁一咖啡店坐饮啤酒”；7月17日“午饭,仍饮玫瑰及啤酒,菜不佳,食亦不饱”；7月23日“午饭,饮啤酒”,等等。从谭延闿接近日常化的啤酒消费记录看,至少在青岛租借地晚期,作为舶来品的啤酒,已成为华人精英人群推杯换盏的熟悉之物。同一时期的林纾青岛家信、恭亲王溥伟的青岛日记,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判断。
1914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统治青岛后,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于1916年9月16日以50万银元收买了这家日尔曼尼亚啤酒公司,更名为大日本啤酒公司青岛工场。12月开工生产黄、黑两种啤酒,以万字、札晃、太阳、福寿、麒麟等商标注册。自1917年开始,青岛啤酒在《顺天时报》投放大量广告,推广万字、太阳品牌。之后日本投资人开始陆续扩建工厂,使生产规模和产量有了较大提高。1922年产各种牌号的啤酒达14万箱,计4300多吨。
伴随着啤酒作为日常消费品的普及化,青岛啤酒工厂所在地,也逐渐成为城市地标。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在1929年开始陆续完成的《青岛百吟》中,描述第二公园的位置时,就以“界会前东镇之间,近啤酒公司”来定位。
有意味的是,尽管这间啤酒厂历经沧桑变迁,数易主人,奠基者的后人还是对其情有独钟。当年出生在杂草丛生的米勒上尉路啤酒公司里的老板儿子奥古斯台森,后来专门访问过工厂,并在青岛度过80岁生日。德国克姆尼茨市机械厂后发展为西门子公司,其1893年制造的生产设备,70年后还完好如初,居然还能运转。西门子的专家说,除了青岛,南美某地还有一套相同设备,不过早已成破铜烂铁。
日尔曼尼亚啤酒厂所在的米勒上尉路,是青岛最古老的一条路的一部分。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此路定名为登州路,1924年因在原俾斯麦兵营创办私立青岛大学,该路南端易名大学路。从登州路发源、扩大的青岛啤酒文化,在城市慢慢生长,逐渐成为经典。而青岛啤酒作为知名品牌,也广泛融入了全球市场。
各种饮品,各有千秋
在20世纪前50年的青岛,啤酒并不是唯一的饮料产品,诸如矿泉水、葡萄酒、香槟酒、玫瑰酒、味美思、露酒、白兰地、苦老酒、高粱烧酒、清酒等不同饮品,都曾有过本地生产的记录,其中一些品牌一直延续下来。矿泉水和葡萄酒扩大的品牌疆域,深刻影响了青岛的饮食文化,使得这个新兴港口城市的口味,能够适应多种风格的饮料制品。
1912年至1913年的青岛地籍清册地图显示,中山路南段有座属于德国投资商魏尔德的房子。而这个魏尔德,在1903年至1914年的11年间一直担任伊尔蒂斯山矿泉水厂的董事。他和另外一个德国商人一同经营的这个天然矿泉水生产企业,是伊尔蒂斯山周围唯一的工厂。1914年德国战败后工厂易主,依然持续了矿泉水的生产,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最著名的矿泉水品牌。
在魏尔德居住的房子附近,另外一个德国商人则开始尝试生产本地葡萄酒。他从商贩手中购得新鲜葡萄,利用从德国带来的容量约600公升橡木制贮酒桶,在湖南路34号家中酿制勾兑葡萄酒出售,结果销路顺畅,遂又增加部分木桶酿制。整个租借地时期,进口葡萄酒和烈酒的销售,遍及青岛各大洋行、百货公司。1913年出版的青岛姓名地址录,刊登有吉利百货公司的广告,这个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经营的商品中,包括了葡萄酒和甜烧酒,以及香烟等。与此同时,洋酒的销售也培育了一批本土商人。黄县人傅炳昭在租借地建立初期,先是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友,随后自己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
在1914年秋天残酷的青岛围困战期间,德国传教士曾记录了一瓶葡萄酒对德国士兵的鼓舞:“约阿希姆和他的第六连队的战友们,昨天一整夜都在海边的长山路防空地下掩体里工作。现在,他们正躺在兵营的地下室里,看起来精疲力尽。我很高兴,将任海关署长的朋友W送来的一瓶产自莱茵河地区的葡萄酒转送给这些士兵。用各自铝制的水杯,带着十分的惬意,他们饮下了这珍贵的美酒。”这一天,是10月8日。11月10日,日本占领青岛四天后,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一次会见投降的德国总督,日方安排人端上香槟酒,并为德方代表斟满,然后对德国人说了一句话:“这座城市属于我们了。”
1930年,德商美最时洋行出资将福昌洋行的全部制酒设备收购,投资添置4000公升酒桶五只,自制了冷冻机、木制葡萄压榨机等设备,形成更大生产规模,以美口酒厂名义推广产品。除供应青岛市场外,开始在上海、天津设立代销处,每月外地销量12瓶装箱300箱左右。主要产品扩大有香槟酒、味美思、露酒、白兰地等各种果酒。青岛沦陷时期日本清酒盛行,日商在青岛陆续开办有日华酿造、中井酿造和侨船酿造等10余家酿酒厂。
除了啤酒、矿泉水、葡萄酒、香槟酒、味美思、露酒、白兰地、清酒这些外来饮品外,青岛附近还持续生产着传统的高粱烧酒和一种近乎的黑色苦老酒,为普通人喜饮。
1903年租借地政府文件记载,市区北面仙家寨一家酿酒厂生产的高梁烧酒,供应了周围几乎整个乡村的饮用烧酒,并出口至其他地区。
1936年秋天到国立山东大学执教的台静农,曾对“像中药水似的”苦老酒有过细致描述:“原来青岛有一种叫作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卒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梁,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台静农《谈酒》)直到1944年台静农回忆起青岛时,还念念不忘苦老酒:“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
不过,对那些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来说,酒精的麻醉作用,毕竟有限,即便天天泡在酒坛子里,寂寞依然会不期而至。1935年1月1日黄际遇在他的《万年山中日记》中,就大大感慨了一番居停缱绻:“旅青渡年,此为嚆矢。循例贺片可百余通,记室无人,懒写里爵,友朋相过,均属素交,形跡已忘,履綦可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过,乡里知交,零落殆尽,萍踪南北,乃友数人,山麓蛰居,门可罗雀,入此岁来,以年历下,馈者仅有周立大酒家,可见先生所与为友者,又以见世人之知先生者,亦唯此卖酒者徒耳。”这一年,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已经积累到了第二十四册,零落岁月中的彻夜长饮,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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